東北諜報員智取《田中奏折》

            時間:2018-10-12 10:43來源:大西北網-科技鑫報 作者: 點擊: 載入中...

                東北諜報員智取《田中奏折》



             




            蘇澤民手抄翻印的《田中奏折》


                遼寧省檔案館保存著兩份《田中奏折》,一份是1930年南京國民政府發行的;另一份是1931年民間愛國志士手抄并出資翻印的文件。作為日本侵華的最高機密,《田中奏折》得以公開披露是因為張學良手下有一名秘密特工,他冒險潛入日本皇宮,用兩夜時間抄出原文。而這一切,緣于一張從沈陽郵來的大餅……


                愛國志士:“愿我同胞人手一篇”


                9月初,記者在省檔案館看到兩份《田中奏折》的中文翻印本。一份是由南京國民政府文官處發行的《田中奏折》小冊子,工整的印刷體,共27頁,約1.4萬字,1930年11月印制了4000冊。引起記者注意的是另一份手抄本,它是1931年8月,由民間愛國人士蘇澤民抄寫并出資翻印。


                蘇澤民在小冊子前附《篇首語》:“日本田中義一侵略中國奏章一冊,全書共四十一頁有奇,原由留學東瀛之同學某君以計得之……詳細瀏覽所有陰謀毒計,策劃萬全征之。近今朝鮮國殺僑胞,萬寶山占民地,均系本諸該奏章步驟實行……”雖然田中義一于1929年去世, 蘇澤民仍憤慨地寫道:“然其進行各宗旨迄未更變……毒流友邦,禍及家國,恨不犁其穴而刃其尸也”,滿腔憂憤的蘇澤民最后表達了手抄萬余字的目的:“愿我同胞人手一篇,本先總理大無畏之精神……和衷共濟,敵愾同仇,庶幾亡國之痛或可預為弭止,則此奏章視為我國之午夜鐘聲,當頭棒喝也可。”


                關于《田中奏折》的來龍去脈,省檔案館歷史檔案整理處馮璐介紹,1927年4月,田中義一被任命為日本首相,適逢日本國內發生金融危機,日本的政治和經濟一度瀕臨崩塌,而這時,中國正處于北伐戰爭時期。田中義一看準形勢,在東京主持召開了“東方會議”,商討轉嫁經濟危機的侵華策略。會后,他總結各種侵略手段,成文《田中內閣滿蒙積極政策上奏文》,秘密呈給昭和天皇。這篇奏折,歷來被看作是日本侵華的“規劃總綱”,簡稱《田中奏折》。


                1929年12月,南京出版的《時事月報》雜志刊出《驚心動魄之日本滿蒙積極政策--田中義一上日皇之奏章》,頓時震驚全國,引起國人的強烈憤慨,紛紛譴責日本的侵略陰謀,也引起國際上的高度關注。此后《田中奏折》被國內各地報紙雜志廣泛刊印傳播。為了喚醒民眾自助救亡,各地愛國志士也紛紛出資翻印,版本不計其數,省檔案館保存的蘇澤民的這份《田中奏折》就是其中代表。


                奏折的傳播引起日本的恐慌,日本政府命令駐中國各地的領事館,調查《田中奏折》流傳情況,頒發訓令,要求各地機關取締散發奏折行為或取消有關新聞報道,同時又將訓令抄送駐歐美各國使領館,要求阻止奏折的流傳。然而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野心已經暴露在世人面前。


                諜報員收到從沈陽郵來的大餅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國征服,則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東亞為我國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


                這段狂妄宣言出自《田中奏折》,暴露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稱霸世界的狼子野心,其計劃已經成為后來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全面侵華乃至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步驟說明書。


                那么,作為日本侵略中國、稱霸世界的核心機密,《田中奏折》深藏于戒備森嚴的日本皇宮,它是如何泄露出來的呢?


                馮璐告訴記者,《田中奏折》上呈后,田中義一曾向世界公開發表宣言稱:“中國內亂能波及滿蒙(指當時奉天、吉林、黑龍江及內外蒙古),紊亂治安。帝國因有特殊地位與權益,不論亂自何方,帝國決予以適當之處理。”此言論一出,震驚世界,各國的情報人員紛紛赴日本,企圖探知“東方會議”的詳細內容,繼而得知《田中奏折》的存在。


                1928年,日本關東軍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張作霖。在此關頭,張學良決定“改旗易幟”,服從國民政府的領導,力求實現全國統一,粉碎日本分裂侵占東北的陰謀。同時,他加派諜報人員,搜集日本對華政策的情報,《田中奏折》自然成為情報人員工作的重點。


                成功獲取《田中奏折》的就是東北地下情報員、愛國商人蔡智堪。


                蔡智堪是臺灣苗栗縣人,12歲隨父親赴日留學。畢業后,他在東京經營貿易商行,自備輪船往來于日本至新加坡等地,收入頗豐。


                他有強烈的愛國之心,在18歲時,加入孫中山在東京成立的同盟會。此后,他以做生意為掩護,廣泛結交日本政界高層人士,開始參加反抗日本軍國主義的秘密活動。后來受聘成為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的東北行轅顧問,即地下情報員,由張學良外交秘書主任王家楨單線與蔡智堪聯系。


                1928年4月,蔡智堪正在家中宴請日本國會議員中野剛正等人,突然收到一個從沈陽寄來的小郵包,內裝東北大餅一張。


                坐在一旁的中野剛正看到說:“品嘗一下中國點心可否?”蔡智堪哈哈一笑:“大餅要烤制才好吃。”婉言拒絕了中野。散席后,蔡智堪破開大餅,發現里面果然夾有王家楨的密信:“英美方面傳說,田中首相奏章,對我頗有利害,宜速圖謀入手,用費多少不計。”


                蔡智堪深知,這次任務充滿艱難險阻,但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安危,他決心冒險一試。


                潛入皇宮,兩夜描完奏折全文


                蔡智堪覺得,采用金錢收買最高機密這種方法難以奏效,不如利用日本政客間的矛盾,智取奏折。蔡智堪打探到,《田中奏折》出籠后,遭到日本?;逝珊兔裾h的抵制,日本內務大臣牧野伸顯(民政黨顧問)和?;嗜耸考庇趯⑦@一陰謀公諸于世,希望世界輿論阻止日本軍閥發動侵略戰爭。


                考慮周全后,蔡智堪利用自己在日本政界的關系,很快與牧野伸顯達成協議。牧野伸顯安排自己小妾的弟弟、皇室書庫官山下勇秘密接應蔡智堪潛入日本皇宮。


                研究這段歷史多年的省檔案館研究館員孫成德告訴記者,1928年7月下旬,蔡智堪喬裝成圖書修裱師,隨身攜帶牧野伸顯送來的金盾形“皇居臨時通行牌”,由山下勇領路,進入皇宮的“皇室書庫”.


                在《我怎樣取得田中奏章》一文中,蔡智堪回憶:“我進入書庫的時間是零點50分。‘田中奏章’系用日本內閣奏章專用的‘西內紙’精繕而成,共六七十張,奏簽‘田中首相奏章'.”蔡智堪原想用照相機將奏折拍照下來,但是夜里天黑又無法使用閃光燈,只好采取抄寫的辦法,“我將碳酸紙(半透明的紙)裝鋪原件上,用鉛筆描出。”


                他花費兩個晚上才描寫完畢。


                之后,蔡智堪專程從東京前往奉天(沈陽),把抄錄文件面交時任東北保安司令部長官公署外交秘書主任的王家楨,次日返回日本。事后他把自己在東京的一棟房子提供給山下勇居住,又付2.5萬日元作為對山下勇的感謝和報酬。


                王家楨收到抄件后,立即派人翻譯成中文,并定名為“田中奏折”,呈報給東北保安司令張學良。經張學良批準,作為機密文件印刷了200本,發給東北的軍政要人,以了解日本人的陰謀,作為采取措施時的參考,同時報送南京國民政府。


                “把《田中奏折》在國際范圍公布出去的是閻寶航。”孫成德說,閻寶航時任“遼寧省國民外交協會”常務委員會主席。1929年10月,在日本召開的“國際太平洋會議”預備會上,閻寶航把翻譯成英文的《田中奏折》分發給英國、美國、加拿大等各國代表,遂引起會議代表強烈反響和震驚,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和世界的陰謀從此公諸全世界。


                “盡管日本一直否認《田中奏折》的存在,但根據已經掌握的線索,特別是獲取、傳遞、翻譯、公布《田中奏折》的當事人--蔡智堪、王家楨、閻寶航等人的回憶,能夠證明其確實存在。”孫成德表示,日本策劃的“九一八”事變、發動侵華戰爭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與《田中奏折》設計的路徑如出一轍,其真實性已經得到鐵的印證,歷史不會忘記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和世界犯下的滔天罪行。


                故事講到此,記者不禁產生疑問,張學良早在1928年下半年就知道了日本的侵略計劃。按理說,他應該對日本關東軍的一舉一動都充滿警惕性??墒?,3年后,日本關東軍炮轟北大營,發動“九一八”事變,張學良卻做出了錯誤的判斷,執行不抵抗政策。如此怪事,實在讓人難以理解。


                情報員被自己人扣押是啥感覺


                在蔡智堪的傳奇人生中,經歷了很多重大歷史事件,除了獲取《田中奏折》,他還受命調查張作霖皇姑屯被炸事件、長春萬寶山事件等,他不惜損失家財、犧牲生命,為東北地方政府提供許多重要情報。在遼寧省檔案館,至今還保存著1931年3月至7月,蔡智堪進行秘密活動的9件檔案。


                1931年5月,蔡智堪被派調查日本人在長春蓄意制造的萬寶山事件。他以記者身份參加日本人組織的延吉調查團,然而因為他沒有中國護照,被吉林警方拘留。公安局懷疑他是日本間諜,為了澄清身份又不暴露真實意圖,他只得發電報給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秘書廳廳長吳家象,后又寫信給其兩位秘書胡俊、趙卓凡。


                省檔案館保存的這些檔案中,就有寫給胡俊、趙卓凡的親筆信,內容是報告情況請求幫助,字跡略顯潦草,可見事發緊急:“弟自東京出發以來,順途巡游朝鮮各地,探查各方面情形……被我國軍警責弟無有護照入國,因此被拘在龍井公安局……煩先生速以邊防公署秘書廳名義,急電局子街吉興中將,為弟說明其底蘊,方可早日放弟外出活動……”


                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接到蔡智堪的求助電報和來信后,隨即兩次函告延吉鎮守使吉興,證明蔡智堪真實身份,要求趕快放人。


                經歷這番曲折之后,恢復自由的蔡智堪搜集到有關萬寶山事件的情報,1931年7月由外交秘書辦公室呈報給張學良。


                在省檔案館保存的這份呈文中寫道:“竊據日本東京蔡智堪秘密情報內稱,若槻內閣藉萬寶山事件以示威于北滿,一舉而欲造成其新勢力于長春近郊,以便堅固其所得之長賚路利權,以朝鮮當局煽動韓民迫害華僑……萬寶山事件系乃若槻內閣對北滿施威之試金石,懇我政府必須以強硬的與之對抗,雖須犧牲亦不可以辭,方可使彼了知示威難得成功于北滿,我可一勞而永逸。”從這份電文可以看出,蔡智堪的調查,證實了萬寶山事件是日本企圖侵略中國東北的又一陰謀。據《遼寧日報》

            (責任編輯:陳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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