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穩坐升遷的原因:遇到了“好脾氣”的皇帝

            時間:2012-07-03 09:37來源: 作者: 點擊: 載入中...


             


              包拯,北宋著名的官僚。千百年來,他以仗義為民請命、與民伸冤除害聞名于世,因而受到百姓持久不息的愛戴與敬仰。有關他的事跡在民間口碑相傳,世代不衰,并敷衍了許多傳奇的故事。

             

              趕上個“好脾氣”的皇帝

             

              包拯出生于官僚家庭,從小生活在富足有余的環境之中,受到良好的教育。傳統戲曲把他說成被父母遺棄,由嫂子(包拯系獨子)帶大成人,用于鋪墊包拯的身世和他對百姓疾苦的熟識,此種演繹可以理解,但這不符合歷史事實。


              包拯29歲考中進士,按宋朝的制度,考中了進士就可以外出做官,這也是包拯十年寒窗所追求的。但老邁的父母不愿離開故土,這使得包拯面臨離家做朝廷命官還是在家侍養父母的兩難選擇,在功名與盡孝中他選擇了后者。司馬光在《涑水記聞》中評論,“拯進士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宦且十年,人稱其孝。”包拯的死對頭歐陽修也客觀評價他“少有孝行,聞于鄉里”。這就是包拯的至孝,他一生行事出發點就在于此。


              從以后實踐來看,包拯履行了他的承諾。他的好友吳奎稱頌包拯“竭力于親,盡瘁于君”,這是舊時代社會士大夫在倫理道德上要做到的兩個重要標志。當朝的仁宗皇帝自己終生堅守孝義高于一切,不孝無以為國的行動理念,在這點上包拯自身的優勢得以凸現。據此,包拯引起了仁宗皇帝的注意。


              包拯為后世所歌頌和懷念,一方面是因為他為百姓做了好事,百姓從內心深處感激他,歌頌他;另一方面源于包拯個人的道德品質的魅力,以及由此而折射出的強大的人格力量,成為后來者汲取人格力量的源泉。史載,包拯為人剛直,敢于忠言直諫,從不趨炎附勢,是北宋仁宗朝一位勁正之臣,他一生堅守“大奸必摧”的原則。吳奎在他《墓志銘》中指出了包拯:“人或曲隨,我直其為;人或善容,我抗其辭”的性格特點。


              每一個杰出人物,都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包拯從政時,上距宋太祖開國已七八十年,北宋的統治已進入中期。開國時期那種朝氣勃勃、勵精圖治的精神,已逐漸消失,官員大都變得懶散,不少人置國家大事于不顧。選拔能為國家干實事的人是當時社會一種客觀需要,這給從小就“盡信前書之載,竊慕古人之為,知事君行已之方,有竭忠死義之分,確然素守,期以勉循”的包拯顯示與人迥異的才華提供了機會。


              在仁宗一代的政治生活中,重視諫官的作用,從而對權幸之輩有所打擊排斥,扶植朝廷的正氣,確實起到一定的作用。包拯的一生,實際是諫官的一生,他一生的光輝無不集中于此。北宋臺諫是有別于以往的一種監察制度,其主要標志是臺官與諫官事權相混,合成一勢,成為“人主之耳目”,并享有“風聞言事”無需查實的特權。尤其是仁宗在位的40年里,一度被太后剝奪的皇權雖然重新回到宋仁宗手里,分量卻不像原來那樣重了。君臣就國務展開爭論,甚至臺諫與皇帝直接對抗均時有發生。仁宗在性格上的懦弱無疑與吏治渙散、政事不舉有直接關系,但同時也營造出一種使包拯等人各抒己見的政治氛圍。這樣,臺諫制度和臺諫勢力就得到了空前的加強。


              著名的直言敢諫的臺諫官除包拯以外,還有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余靖、唐介、吳奎等人,時稱“天下是非付之臺諫”,成為社會輿論中心。黃燕生在《宋仁宗、宋英宗》一書里載有一個真實的小故事。一個曾入皇宮中參加法事活動的和尚回憶說,有天晚上,仁宗皇帝忽然前來觀看,看了很長時間?;实埏@得很高興,下旨賜每個僧人紫羅一匹,眾僧紛紛致謝。仁宗又走近說,來日出東華門,將紫羅放在懷中,別讓人瞧見,否則包拯等臺諫官又要有文字論列了。當時這些和尚們都感慨不已,堂堂一代君主,以微物賜僧,尚如此畏懼言官,可見皇帝也不好當??!


              針對這一現象,張其凡先生認為,仁宗這一時期,最能體現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特點,皇權、相權、臺諫之權三足鼎立,互相制約,使政治上顯現寬松局面。這點分析應該說是恰當的。臺灣學者普遍認為,包拯生性耿直,皇帝能容忍他過激的諫言,這與仁宗懦弱的性格有一定的關系,算包拯有福趕上一個“好脾氣”的皇帝。北大孔繁敏教授認為仁宗與包拯是特定時代的君臣之遇。這一評論是到位的。

             

              向陳腐勢力斗爭的典型代表

             

              包拯一生政治上主要表現是積極的,他的思想充滿了改革的色彩,他進諫言,是他要求改革的一種積極手段。由于希望看到光明的東西,所以痛恨黑暗的東西;由于希望干事,干凈的人能夠進入相應秩列,所以對不干事的人大加彈劾。包拯上章彈劾宰相宋庠,說他當政七年,陰拱持祿,竊位素餐,安處洋洋,以為得策,說他固位無恥。其實,宋庠只是屬于庸碌無能的大臣類型,并沒有什么違法亂紀的嚴重罪過,這種人在皇上及朝臣的心目中說不上有太大的問題。包拯認為宰相不能像小官那樣,必須有貪贓枉法的才能算有罪過,國家重臣,沒有政績就是大過。聽到這樣的話,千年之后作官者又作何感想?包拯獨到的吏治思想在當時是不多見的,即使現在也有很多可效法之處。


              包拯把彈劾的矛頭對準僥幸取巧的皇親國戚張堯佐,對準胡作非為的宦官閻士良,對準貪贓枉法、殘害百姓的酷吏王逵……彈劾這些人物,要有膽量,要有勇氣,要有正直無私的精神。得罪他們,有時還會得罪皇帝,還會得罪他們的朋黨及利益共同體。包拯置這些于不顧,不避權貴。他說:“除君之惡,惟力是視。”實際做到“摧壓橫猾”、“大奸必摧”的地步。包拯等人在諍諫、彈劾方面的不懈努力,對于當時的政治起著重要的作用。整個仁宗朝,皇親國戚和宦官勢力,雖然受到某些優待,但還沒有發展到干預大政、陰謀弄權的地步。那些濫用權勢,胡作非為的官僚也因包拯等諫官的彈劾,在一定范圍內一定程度上受到打擊、受到限制。這同包拯、范仲淹、韓琦、歐陽修、司馬光等人對這些勢力有所斗爭是有很大關系的。在北宋整個一代,包拯是對統治集團內部的陳腐勢力、危險傾向、違法亂紀行為進行堅決斗爭的一個代表人物,取得了較大成果,對其后各代的政治生活帶來積極的影響。這是包拯對北宋政治做出的一個特殊貢獻,也可以說是對后世影響的一個主導方面。


              另外,我們也應看到,宋代的司法行政制度使監司手中掌握實權,這種權力一旦被包拯這樣立志為民干事的人所掌,就能為百姓做些有益的事,這也是包拯這樣的人能做些有價值的事的一種制度上的保證。


              當然臺諫對宋政治的作用歷來有不同的評價。褒者認為宋之生命在臺諫,抑制了不正之風;貶者認為臺諫好生事,致使國無定。其實提高臺諫官的地位,是皇權清明的表現,至于運用的好壞,很大程度取決于皇帝。由于仁宗處事搖擺反復,當諫官們言及他的“神經”或“心愛之物”時,仁宗也會采取相應措施,發一發皇威。史載,御史唐介彈劾宰相文彥博進而攻擊包拯好友諫官吳奎,這本是朝中派別的一場斗爭,是彈劾張堯佐勢力的繼續。但應當看到,以包拯為首臺諫官集體彈劾張堯佐,畢竟傷了仁宗皇帝面子,為了平衡政治力量,吳奎被外放。包拯給仁宗上了《請留吳奎依舊供職》疏,仁宗皇帝不予理睬,并講,這是包拯等人朋黨的大暴露。這表明仁宗在當時特定的情況下對包拯是不支持的,也可以說是不信任的。經過再三考慮,包拯向仁宗提出請求外任。所謂求外任,其實是君臣之間處理失信關系的一種辦法。從包拯的政治活動和情緒來說,以后三四年是一個低潮期,這期間仁宗皇帝對包拯的態度冷淡了下來。這種冷淡態度,在包拯政治活動上的反映是,這一時期他對現實政治的建議大大減少,似乎要保持一定的距離。

             

              能升遷能坐穩的個中原因

             

              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包拯升任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成為臺官的首領。這個變動,說明仁宗還是想讓包拯這樣的人發揮點作用,這樣有利于朝政,有利于家國。包拯又成了仁宗的近臣,在朝中占據了一個重要的職位。包拯當御史臺長官,對當時的政治是有所建議有所改革的,比較中肯地提出了一些問題。但人們明顯地看到,在此任上的包拯顯然不像當諫官時那樣鋒芒畢露,敢說敢為,無所顧忌。諫官包拯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史家認為,這時包拯的思想比過去來得更加平穩些。


              任何皇權給予臣子的權力都有個限度,這個限度不是靠制度來保證,而是依靠掌權者清明的程度,仁宗也不例外。包拯是仁宗朝少數幾個未受到過大的政治沖擊、未遭貶逐的官僚??v觀中國歷史上仕途坎坷的官吏,不是由于思想上對現政權構成威脅,就是由于在實際權位上危及到了當朝的統治者。如與包拯同朝的范仲淹、歐陽修、蘇軾、王安石等都是仕途坎坷、屢遭貶逐。而包拯不同,他主要不是以政治改革為使命的思想家,而只是實干家。


              包拯在北宋復雜的仕宦生涯中,總的說官運暢通,波折不多。這同他“犯顏抗諫”、“不合群”的性格似乎是矛盾的,個中原因值得特殊關注。


              在所有論述中,張田評論可謂獨到。張田是包拯的門生,包拯奏議集就是由他負責編纂的。他在這個文集題辭中指出,在先朝擔任諫官和御史的人很多,不到三四年,這些人就升到侍從的近列,然而最后不得大用,又多不得善名以去,惟獨包拯,是進無他吝,天下又不得異議的人。這原因何在?張田以為,包拯一生忠于皇帝,盡力干事,盡管有時諫言激烈,但無異心,因而皇帝可以容忍,可以理解,并采納他的奏議;由于他剛直,不與人結成朋黨,所以不偏袒任何人任何事,因而少有卷入朋黨之爭,免遭攻擊;因為他辦事公道,因而沒有把柄被人抓住,這樣就可以不被別人牽制。我們從張田的評論中似乎知曉了性格剛毅、堅持原則有時到了不通人情程度的包拯能升遷能坐穩的個中原因,知道了仁宗對包拯信任與支持多于不信任與不支持的個中原因。


              “君圣臣直,君暗臣佞。”君臣在諫的方面,一般說來,君主起先導作用。君主的虛懷才能換來臣下的竭誠。從歷史來看,仁宗時代批評朝政的臣僚不少,尤其是涌現一批直言敢諫的臺諫官,而仁宗以后贊揚仁宗朝政的臣僚甚多,乃至譽為宋統治最好時期。這一矛盾現象從某種角度說是對仁宗納諫的肯定。


              實際上,“剛直、干事、干凈”是“包拯精神”的核心,是他一生立身行事的準則。不管在怎樣的環境之中,得寵也好,失信也罷,他都會努力干好自己的本職工作,這也可能是他給自己訂下的最低標準。史家認為這也是仁宗對他進一步認識并再次任用的一個根據。包拯“剛直、干事、干凈”當時就獲得朝野多數人的贊揚。就連他的反對者也稱他“清節美行,著自貧賤,嘗言正次,聞于朝廷”。包拯之所以能成為舊時官僚一個好的典型,做到道德人格與政治人格的最大統一,自然與他長期堅守忠孝觀有關,也同他“匡正闕失,盡心報國”的思想有關。

             

              包拯的“退化”

             

              包拯在仁宗朝從政20余年,當時改革之聲到處充溢,包拯對社會改革的基本觀點與范仲淹、歐陽修等“君子之黨”基本是一致的,但也存在一些重要差異,并不時爭斗一番。改革派與保守派是客觀存在的兩種政治力量,兩派斗爭錯綜復雜。包拯雖同保守派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但他卻從不追隨保守派或摻入派別活動,以自己的清心直道為處世原則,對政治的觀點采取“是則是,非則非”的態度,在行動上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念行事。


              在仁宗一代以范仲淹為代表的改革派因條件的限制,沒有把政治改革正式鋪開。真正在改革方面做出了一些實際工作的,包拯是一個代表人物,他能敏銳地看到社會存在的弊端,有針對性進行改革,講求實效,穩步推進。他從不把自己的想法過度張揚,更不喜歡發洋洋大論,他注重的是務實,把自己的改革思想融化在實際工作中。另外,包拯同其他改革派人士比較,他明顯地具有同情貧苦百姓的色彩,他一生為安民、救民做了一定的努力。實事求是講,包拯與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等人相比,在宏觀分析及把握上確實不及,但在求真務實方面則更勝一籌。過去評論包拯,只是停留在他敢于諍諫上,這是必要的,但忽略了他以實干家身份促進改革的特點。


              包拯一生實際受到仁宗的嚴重影響。仁宗對于臺諫官的態度,時有變化,甚至采取壓抑限制,這自然會給包拯帶來制約。包拯在為官的后期,直諫精神是有所減弱的,他也擔心過于得罪仁宗皇帝,過于得罪同朝的臣僚們,使自己處于風口浪尖之上。據顏中其先生在《包公傳》一書中轉引陳無己的《后山談叢》記載:在包拯升任樞密副使后,參知政事空缺,仁宗問誰可任此職。御史韓縝非常直率地說:“包拯可以。”仁宗笑著說:“包拯,非昔之包拯矣。”這說明在仁宗的心目中,包拯已經發生了變化,同過去有所不同。也可能多年官場生涯,使得包拯保全自身成分逐漸增長,這也可以講是諫官包拯的退化。


              事實上,在封建專制的社會里,朕即天下,皇帝個人的喜怒哀樂從終極上大于制度,任何個人的進諫都難以始終如一,如果把握不好節奏和火候,常常是難以保全其身??梢哉f,好的制度最終也難以突破皇權的制約。這不只是包拯退化,而是整個諫官隊伍的異化,包拯不能把諍諫彈劾精神堅持到底,核心在于體制上的專制。

             

            (責任編輯:陳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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