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3之后:謠言滿天飛

            時間:2012-02-09 12:09來源:鳳凰網 作者:         點擊: 載入中...

              一、9·13之后謠言滿天飛:林彪把三叉骨跌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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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墜機現場(資料圖)

              據說,有些地方以訛傳訛,將事件傳為:“林彪和另一個(林立果——諧音,下同)老婆都摔死了,摔的地方溫度熱得出汗(溫都爾汗),林彪的三角褲衩(三叉戟)都摔破了,后面跟著一群(葉群),死了好多人……”以及:“林禿子想害毛主席,沒得手,開上飛機往蘇聯跑,臨走時還把馬克思的皮大衣給偷走了,又帶著老婆一大群(葉群),結果沒跑掉,把三叉骨(三叉戟)給跌斷了。”

              二、9·13之后神話破滅:人民對極端化與形式主義產生懷疑

            文革中毛澤東與林彪合影(資料圖)

              在令人震驚的事實面前,人們開始重新思考“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及其給國家造成的后果。人們不再輕信用“一貫高舉”、“一貫緊跟”的姿態表現出來的所謂“忠誠”,對諸多極端化的、形式主義的作法開始產生疑問。同時,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經濟發展和生活改善的問題逐漸引起人們的關心。

              三、9.13之后普通人憶:上級指示加強戰備 我守了七天七夜電線桿


            批林運動(資料圖)

              1971年9月13日,我剛初中畢業,到大隊小學當民辦教師剛13天。白天,公社和大隊的干部突然來到學校,傳達上級“重要指示”:加強備戰,準備打仗, 嚴防階級敵人破壞我們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社會主義國家。隨即,給我們13個老師布置了緊急任務——每個老師到3公里外的市級山區公路上守電話線桿子,一人一根。

              四、9·13之后北京高干子弟:為總理干杯 要喝桂花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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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林批孔教育(資料圖)

              京城里傳說飛走,消息驚人:“有群干部子弟在老莫(莫斯科餐廳)吃飯,不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而為總理干杯,還說咱們喝桂花酒,總理喜歡喝桂花酒!”“林彪投蘇修,飛機掉下來,機毀人亡!”林彪出事,影響很大,那個指揮人生的“革命”,頓時退色。政治上層尚能堅守秩序,而社會下層,人心再難控制。

              本文摘自《黨史博覽》2003年第4期,作者:莽東鴻,原題:《“九一三”事件消息的傳播》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墜機死于蒙古。“九一三”事件震驚了全世界。

              事件發生后,盡管國外傳媒就中國飛機墜毀于蒙古境內及中國領空禁飛等事議論紛紛,進行了種種猜測,但我國的報刊、廣播等傳媒,在黨中央指示下,未對此事作任何反映。

              “小道消息”擴散到全國

              關于“九一三”事件的傳達,中央采取了“內外有別、有步驟”的逐級傳達方式:先黨內后黨外;先高干后一般干部;先干部后群眾。

              從9月14日開始,首先向政治局委員,中央機關、國務院各部委主要負責人,軍隊系統主要負責人通報林彪叛逃墜機死于蒙古的消息,隨后逐級傳達,一直到1972年1月13日,才將此事件傳達、擴大到黨外。

              盡管如此,當時還沒有得知事件消息的有心人,仍然能夠發現一些不正常的現象———首先是中央取消了每年國慶節必有的游行檢閱;國慶節當天的報紙沒有刊載毛澤東、林彪合影的圖片;林彪、葉群及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等人,在各種報道中全部銷聲匿跡;在所有報刊、廣播的報道中,都不再出現“林副主席”及“親密戰友”等詞句。

              很明顯,當時被宣傳為偉大領袖的“親密戰友”、偉大領袖親自選定的、黨章規定的接班人林彪,竟然要“謀害偉大領袖”、“叛國投修”,這個特大新聞,像原子彈爆炸一般,震驚了全國。

              也正因為如此,在中央文件層層傳達過程中,盡管消息封鎖嚴密,但這個驚人的信息,仍然飛快地以各種方式傳播開來。

              陳毅應該是在9月13日當天知道的———那天,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奉命到人民大會堂參加關于“九一三”事件的會議。會議完畢,他按捺不住興奮的心情,立即趕到三0一醫院,將這個絕密信息,向陳毅報告。但他卻又不敢明說:“老總,你不是講‘好有好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嗎?我今天特意來告訴你,報應到了!到了!因為有紀律,我還不能說明。先讓你高興高興。”

              9月16日,北京市委書記劉仁的妻子甘英獨自一人在單位勞動時,忽然聽見有人在她的背后喊了一聲:“林彪摔死了!”當她回頭看時,卻不見了人影。消息令人難以置信。

              在中央文件傳達的時候,對毛澤東、林彪都十分虔誠的廣大干部、群眾,無不受到極大的震動。有些人開始時甚至難以接受。

              10月11日,中央文件傳達到位于河南省潢川縣的團中央五七干校。在干校當豬倌的何金銘這樣講述:傳達“一開始便使人震驚,甚至幾乎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兩天下來,我的腦子里裝滿了關于林彪的種種罪行,也裝滿了關于‘文化大革命’的種種謎語,許多問題是一鍋糨糊,搞不清楚了”。

              當時在山西臨汾五七干校勞動的北京師范大學教授何茲全,回憶中央文件傳達時的情景:“聽到‘林彪’、‘飛機’、‘摔死’,大家都驚醒了,耳朵豎起來。真如晴天霹靂。”

              北京電視臺播音員呂大渝回憶:“1971年9月下旬,一群領導突然成群結隊地到各處‘檢查衛生’。這是前所未有的舉動,而且以‘為了突出毛主席,以后一律不再懸掛其他領導人的畫像’為由,要求大家取下林彪的畫像,氣氛神秘兮兮。我預感出了大事,但卻沒有一句質疑。”當晚,呂大渝趕到自己的中學好友家打探消息,得知是林彪出了事。

              在廣闊天地“接受再教育”的知青們,在中央文件到達前,不少人已從各種渠道得知了這個消息。在北大荒勞動的北京知青祝祁從一位路過的齊齊哈爾知青那里,得知了“九一三”事件。這位知青在講了以后又囑咐祝祁:“可不能傳給別人,這事非同小可。”祝祁回答:“你放心,向毛主席保證,一定不告訴別人。”

              次日,祝祁卻告訴了他最要好的同學,同時還叮囑同學:“千萬不能外傳。”這位知青同樣信誓旦旦:“你放心,向毛主席保證,不外傳。”但是沒過多久,大伙兒都知道了。

              “九一三”事件在百姓中的流傳,越來越廣,也越來越變形。

              據說,有些地方以訛傳訛,將事件傳為:“林彪和另一個(林立果———諧音,下同)老婆都摔死了,摔的地方溫度熱得出汗(溫都爾汗),林彪的三角褲衩(三叉戟)都摔破了,后面跟著一群(葉群),死了好多人……”以及:“林禿子想害毛主席,沒得手,開上飛機往蘇聯跑,臨走時還把馬克思的皮大衣給偷走了,又帶著老婆一大群(葉群),結果沒跑掉,把三叉骨(三叉戟)給跌斷了。”

              由于中央文件分層次與分類傳達產生的“時間差”,在有些單位還一度出現這樣的現象:在“早請示,晚匯報”的時候,一些不知情的革委會非黨員干部或非黨員“造反派”頭頭還繼續虔誠地高聲領呼“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一些地方“九一三”事件的泄密者,其散布“謠言”的行為受到尚不知情的地方公安機關的追查。

              被迫害的人得知了消息沒有直接消息來源的被關押、被監督改造的“反黨分子”、“走資派”有的根據報紙、環境分析,有的從各種特殊渠道得知了消息。

              當時被“監護”的羅瑞卿大將、王平上將,分別從國慶節期間的報紙分析得出北京或林彪等人“出事”了的看法。

              后來,王平又從來探訪的兒子曉光處知道林彪摔死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也都被抓起來了。

              被關在北京什坊院“特監”的黃克誠因患重感冒住進醫院。他在醫院和哨兵談話時,“才知道發生了林彪叛國大變”。

              在湖南漢壽縣一個部隊農場勞動的秦基偉,是從營部陳醫生那里得到消息的。1971年初冬的一天,陳醫生悄悄地告訴他:“老秦,告訴你一件事,你別嚇著。林彪是毛主席身邊的定時炸彈,陰謀刺殺毛主席。事情敗露后他帶著葉群、林立果坐飛機逃往蘇聯,結果飛機掉下來,他們都摔死了。”

              1972年1月初,專案組向彭德懷宣布了“九一三”事件。長期與世隔離的彭德懷受到了極大震動,很長時間心神不寧,煩躁不安。

              蒙冤于秦城監獄的囚徒們得知“九一三”事件的消息,有的是來自審訊者,有的是從報紙上分析出的。

              唐有章(農機部農機科研院副院長)、師哲(原山東省委書記,前毛澤東政治秘書)是從審訊者口中知道的。

              唐有章回憶道:“還是公安部的那位同志打破了沉寂。他說:‘我們還是言歸正傳吧。今天來,是告訴你一個消息:林彪是個大壞蛋。’我聽了大吃一驚,我說沒有見到中央文件之前,我不理解你們來搞什么名堂。他又說現在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正揭發和批判林彪,叫我也幫助進行揭發,提供材料。”

              師哲回憶:“林彪摔死,我當時當然不會知道,但很快就來人了。來的還是那位操著膠東腔調的干部,這位干部絕對沒有了以往的神氣,而是一副哭喪相。他要我揭發、交代林彪的問題,我同林彪的關系等。我很樂意談,于是興致勃勃、滔滔不絕地向他們講起了林彪三次訪問莫斯科的情形。我談得很上勁,這位干部卻不耐煩。他心不在焉,聽不下去,終于阻止了我的話。他竟以十分沮喪和難過的表情說:‘人都粉身碎骨了,還談他干什么?’”

              被監護在北京通縣軍營的伍修權,從報紙上發現林彪出了問題。不久,專案組在詢問林彪問題時,為了消除他的顧慮,說:“你現在不要有什么顧慮了,林彪已經成了一個大壞蛋,有什么你就只管說吧!”

              肖華則是在1972年5月,從來訪的子女處得知消息的。

              專案組事先向肖華的子女提出了“三不準”,第一條就是“不準講林彪事件”。

              肖華的兒子先在手心寫了“林彪死了”四個字,利用攙扶肖華上廁所的機會,偷偷給父親看。

              人們普遍感到高興葉劍英提筆寫了一首《斥林彪》詩:“鐵鳥南飛叛未成,廬山終古顯威靈。倉皇北竄埋沙磧,地下應慚漢李陵。”

              9月14日,包括朱德在內的數十名高級將領第一次聽到了林彪摔死的消息。沉寂片刻之后,人群中爆發出歡騰的場面,大家高興得手舞足蹈,大喊大叫;有位老將軍激動得暈了過去,更多的人則滿含熱淚,含淚大笑。朱德激動地說:“老天爺有眼!老天爺有眼!”

              駐法大使黃鎮在巴黎舉杯慶賀:“為‘死有余辜’干杯!”

              黃鎮回國看望陳毅時,陳毅在病床上高舉茅臺酒說道:“偉大的勝利!”黃鎮永遠忘不了當時陳毅臉上突現的紅光,“和那細瞇的眼睛里一半含著輕蔑,一半含著微笑”。

              羅瑞卿高興得幾晚沒睡著覺。后來,他還寫了13萬字揭發林彪罪行的材料。另外,他在《答友人》詩中寫道:“林賊蛇蝎心,蔽空猶烏云。篡權之狠毒,遠超狗彘行。”

              病中的鄧子恢是在病房聽中央來人傳達的,他立即興奮異常,病情也似乎減輕了許多。

              張云逸欣喜若狂,喝了個一醉方休,把手杖也扔了:“撥亂反正,百廢待興,我還要出一把力!”

              王平感到,“盡管這是一個遲到的消息,但仍然使我高興地激動不已,心情久久難以平靜”。

              秦基偉覺得,“心上又好像掉了一塊石頭,有些疑慮也好像找到了答案。原來林彪是野心家,想篡黨奪權,難怪他把那么多的將帥整得那么慘”。

              在南昌郊區被“監護”并在當地工廠“勞動鍛煉”的鄧小平夫婦,是在1971年11月3日,在工廠聽傳達中央文件時才知道的。中午回家,因監視人在場,他們什么也沒說。卓琳把女兒鄧榕拉到廚房,用手指在她的手心中寫了“林彪死了”四個字。午飯時,卓琳特意給鄧小平倒了一小杯酒,鄧樸方也吵著要,父子倆仰脖痛飲。鄧小平當時很興奮,只說了一句話:“林彪不死,天理難容!”

              盼望新的變化在開展了“批林整風”運動以后,廣大干部、群眾對林彪表現出極大的憤慨。

              但是在暗地里,人們對“九一三”事件產生了深層次的思考,許多人開始冷靜地對待“文革”。

              被戰備疏散到廣東省肇慶的張聞天意識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必將失敗。他開始秘密寫作,論述社會主義,總結經驗教訓。后來,這些論文被稱作《肇慶文稿》。

              他寫道:“黨最容易犯的錯誤,錯誤中最危險的和致命的錯誤,是脫離群眾。”

              鄧小平于當年11月8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表示:“在聽到林彪集團那些罪該萬死的罪惡行動時,感到十分的震驚和憤慨!……如果他們的陰謀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說,即使他們最終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我們社會主義祖國會遭到多少曲折和災難。”“我個人沒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還能為黨做幾年工作再退休……使我有機會能在努力工作中補過于萬一。”

              秦基偉預感到:“隨著林彪的自我爆炸,中國的政治形勢將會有大的變化,說不定不久我們這些人就會‘解放’,重新走上工作崗位。”
              “九一三”事件的直接后果:

              一是部分干部、群眾開始覺醒,轟轟烈烈的“文革”群眾運動走入下坡路;

              二是中央激烈的階級斗爭政策向緩和方面作了重大改變,許多被關押在監獄、“牛棚”或被監督勞動的干部以及知識分子被解除監禁、管制,并被陸續啟用;

              三是使毛澤東、周恩來的身心健康受到嚴重損害,沒過幾年,兩位巨人便先后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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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與林彪文革合影(資料圖)

            本文摘自《中國共產黨研究》1992年第2期,作者:張化,原題:《九一三事件后毛澤東的思想矛盾及其變化》

              一、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1971年9月13日,中國發生了林彪集團因策動反革命政變未遂而叛逃國外的重大事件。事件的發生使經歷了五年“文化大革命”的中國社會開始發生了影響深遠的變化。

              首先,九一三事件的發生在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破產,從而使糾正“文化大革命”“左”傾錯誤的契機開始產生。

              嚴峻的政治現實,使毛澤東不得不重新審視“文化大革命”發動和發展的整個過程,也使他必不可免地要在政治上重新依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排斥的一些老同志。九一三事件后,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周恩來開始明確地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曾經被誣為“二月逆流”主要成員的葉劍英主持軍委辦公會議,負責軍委日常工作。這在客觀上使黨內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健康力量得到了加強。九一三事件的發生和中央領導機構的變動,使狂熱鼓吹“打倒一切”的江青、張春橋等人一時陷入了被動。

              在嚴峻的事實面前,以《加強黨的領導》、《增強黨的觀念》、《加強組織紀律性》等為標題的文章,又一次在報刊上醒目的位置出現了。與此同時,黨內在不同程度上對“文化大革命”持抵制態度的健康力量再次迅速地聚集起來。曾經受到林彪集團打擊迫害的陳毅等老同志向黨中央提出了要清算林彪及其在中央和各地的死黨的罪行,批判他們那條誤國害民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要求。

              其次,國民經濟由于“新躍進”的影響,面臨著困難的形勢,迫切要求重新進行調整,把經濟引上正常發展的軌道。

              黨的九大以后,在急于證明“革命解放了生產力”的思想指導下,盲目追求高指標、高速度的傾向又發展起來。同時,由于過高估計了發生戰爭的危險性,突出強調“與帝修反搶時間”,由中央向地方盲目下放企業管理權限的作法也加緊推行開來。新的經濟冒進和管理體制變動使計劃外的建設規模不斷擴大,國民經濟內部的一系列比例關系再度嚴重失調。到1971年底,國民經濟出現了“三個突破”的嚴重問題,又一次處在“新躍進”造成的“低谷”。同時,“左”傾指導思想的繼續存在使極左思潮仍然束縛著人們的思想。在工交企業和財貿部門,管理混亂、事故不斷、效益低下的現象十分普遍。在農村,存在著嚴重的分配不兌現和勞動計酬上的平均主義。這些狀況表明,只有重新整頓經濟秩序,才能使國民經濟走上正常發展的軌道。

              再次,九一三事件的發生,使廣大干部和群眾開始從個人崇拜的狂熱中覺醒,對“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的懷疑逐漸加深并擴大到整個社會。

              在令人震驚的事實面前,人們開始重新思考“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及其給國家造成的后果。人們不再輕信用“一貫高舉”、“一貫緊跟”的姿態表現出來的所謂“忠誠”,對諸多極端化的、形式主義的作法開始產生疑問。同時,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經濟發展和生活改善的問題逐漸引起人們的關心。

              九一三事件的發生不僅使林彪等人多年來在人們思想上筑起的盲目迷信的屏障開始動搖,還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意義深遠的啟示??梢哉f,黨內許多被隔離審查的老同志在與外界隔絕的情況下,就是從這一事件的發生中看到黨內出現了糾正錯誤的契機,從而積極致信黨中央和毛澤東表達自己的意見與要求;還有的老同志則從這時開始,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進行理論總結。張聞天在外地隔離審查期間,就是從這一事件的發生中“洞察到‘文化大革命’失敗了。從10月中旬起,他即動筆撰寫論述社會主義基本問題的文稿”【注:程中原:《張聞天傳略》,《中共黨史資料》,第35期?!?。九一三事件對于張聞天一度被迫中斷了的研究工作的重新啟動作用是發人深思的。

              顯然,九一三事件的發生以及隨之而來的在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方面的變化表明一度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已經銳氣大減,勢頭衰落了。

              二、批判極左思潮的開端

              在九一三事件對中國社會產生的震動中,作為“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者,毛澤東受到的震撼首當其沖。事件發生不久,在毛澤東的言行上逐漸出現了一些變化。

              第一,毛澤東受到了一次強烈震撼

              這種震撼的強烈程度,不僅是因為林彪集團發動反革命政變性質的嚴重性,而且因為進行了五年“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社會現實與毛澤東的主觀愿望之間的沖突已經越來越尖銳了。

              盡管毛澤東在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曾經有過“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注:毛澤東給江青的信,1966年月7月8日?!康脑O想,但是,毛澤東允許的“亂”并不是沒有限度、沒有明確政治目的、純粹破壞性的社會動亂。事實表明,他所設想的“天下大亂”,既有著為全面奪權服務的直接目的,也有著由此建設一個體現無產階級“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的理想社會的目標。因此,當“文化大革命”在1967年下半年“亂”到頂點時,毛澤東便開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抑制社會混亂,引導“文化大革命”向著“天下大治”的方向轉變。

              在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全部建立以后,毛澤東提出了適時結束“文化大革命”的打算和鞏固其“勝利成果”的問題。他在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和九大期間,反復強調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強調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考慮通過上層建筑領域的“斗、批、改”去鞏固“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二是強調各項政策的落實和“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方針的貫徹,期待著工農業生產“新的躍進”局面的出現,以借此進一步證明“文化大革命”的正確。

              然而,兩年過去了,雖然九大以后的社會狀況相對于1966、1967兩年來說要平穩一些,但毛澤東熱切期待的“天下大治”的繁榮景象并沒有出現。被造反、奪權刺激起野心的既得利益者們開始了爭奪更高權力的角逐;“左”傾指導方針下的“斗、批、改”仍然在給各方面的工作造成混亂和損失,而且引起動亂的因素變得更加深刻,一些根本性的矛盾更加發展了。九一三事件的發生,就是這種內在矛盾發展的一個結果。

              對于林彪集團的陰謀活動,毛澤東是有所覺察的。九屆二中全會以后,毛澤東通過各種方式不斷地、間接或直接地表達出對林彪及其集團主要成員的批評和不滿。但是,林彪集團敢于發動反革命政變這一事實畢竟是他始料不及的。多年來,他一直提醒人們要警惕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一類的人物,如今,一顆埋在他身邊多年的“炸彈”果真“自我爆炸”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恰恰是他親自選定的接班人!歷史的辯證法是無情的,在他試圖把中國引上自己認定的“反修防修”的馬克思主義道路時,歷史竟然把他也引進了迷離恍惚的歧途。

              多種材料記載,九一三事件發生后,毛澤東的身體明顯衰弱下來。在各種場合,他屢屢以自嘲的口吻提到林彪。最耐人尋味的是,據毛澤東生前的工作人員介紹,在毛澤東故居里有一本平裝的《白香山集》,“其中《放言五首并序》的第三首,毛澤東對全詩都用紅筆劃滿了著重線”【注:白居易詩:“贈君一法決狐疑,不用占龜與祝蓍。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1972年在批判林彪反革命罪行時,毛澤東引這首詩的后四句,用以說明:一個人錯誤的發展是有一定過程的,認識一個人是革命還是假革命也是有一定過程的。他對白居易這首詩里的觀點顯然是贊賞的。”【注:張貽玖:《毛澤東和詩》,春秋出版社1987年版,第17—18?!窟@首在毛澤東內心引起萬千感慨的詩,反映出九一三事件對毛澤東產生影響的深刻程度。此時的毛澤東與五年前相比較,他曾經矯健地登上天安門城樓的步履顯然遲緩了;他在長江里揮臂劈波斬浪,指點江山的神采也大大減弱了。“文化大革命”面臨的困難形勢和他本人日趨衰弱的身體狀況,實際上使他面臨著一個兩難選擇的局面(毛澤東本人未必意識到了這一點),即: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維護和堅持“文化大革命”;還是順應形勢,適時地以某種形式結束“文化大革命”。遺憾的是,毛澤東仍然從固有的思維方式出發,認為林彪集團的暴露是第十次路線斗爭,證明了牛鬼蛇神過七八年就要跳出來一次,因此要不斷地進行革命。

              第二,毛澤東對于極左思潮表現出了日益明顯的厭惡和反對

              對于“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極左思潮,從1967年下半年起,毛澤東就不斷地表現出不滿情緒。他多次批評過“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極端作法,糾正過在對外、對內宣傳中不適當地突出毛澤東思想和“以我為核心”的錯誤傾向。他曾經專門批示禁止建造毛主席塑像,禁止給領導人祝壽,并針對對外宣傳存在的問題批寫道:以后不要這種不合實際情況的自己吹擂。對外(對內也如此)宣傳應當堅決地有步驟地予以改革。1970年12月18日,他在會見斯諾的談話中,明確地對“四個偉大”的搞法表示了“討嫌”,而且講到“很不贊成”講假話、搞武斗和虐待“俘虜”的行為。

              毛澤東對于極左思潮的不滿情緒在林彪叛逃事件發生后有了進一步的發展。1971年10月4日,他在接見軍委辦公會議成員時,又一次批判了林彪搞的突出政治、個人崇拜等形式主義的作法。他提出:“軍隊要整頓”,并說:“四好運動形式主義,把部隊作風帶壞了,要改變。”“現在搞空的東西多了”。這里,毛澤東關于“軍隊要整頓”思想的提出,固然含有要在政治上清除林彪集團的骨干分子的內容,同時,也包含著他對形式主義的嚴重危害的清醒認識,這是他的思想逐漸向實際方面轉變的反映。

              最引人注意的是,1972年6月28日毛澤東會見外賓的談話。他講到那些造成了“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造反派時說:我們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燒英國代辦處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總理,明天要打倒陳毅,后天要打倒葉劍英。這些所謂“左派”,現在都在班房里頭。他又說:這些所謂“左派”,其實就是反革命……幾個月過去了,幾年過去了,總后臺的人現在也過去了,叫林彪。坐一架飛機往蘇聯去……見上帝去了(指林彪等乘飛機外逃叛國,途經蒙古溫都爾汗墜落,機毀人亡——編者)。這里,毛澤東一反“文化大革命”初期把造反派尊稱為“左派”,聲言要“支持左派”的思想,以鄙棄的口吻稱呼造反派為“左派”,把“左派”視為“反革命”,并把林彪視作了“左派”的“總后臺”。這是他自1967年下半年以后對于極左思潮日漸積累的不滿和對林彪集團嚴重危害性的認識相互交匯、趨于明確的表現,其中所包含的對于林彪等人形“左”實右的認識,是毛澤東在思想認識上的一個重要進展。

              可是,這種認識又是帶有模糊性和局限性的。他沒有認識到,正是階級斗爭擴大化的理論在客觀上為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無政府主義思潮打開了閘門;正是否定黨組織的領導作用,實行“大民主”的作法,助長了無政府主義思潮的迅速蔓延。毛澤東沒有認識到、也不可能正視“左”傾理論和極左思潮的這種聯系。在長期階級斗爭環境中形成的思維習慣,使他總是把自己未曾料想到的、對革命事業造成危害的現象視為階級敵人的“破壞”。他曾經針對“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現象與人談到:那是有壞人在后頭牽線。這是他的思想在嚴重地脫離了中國社會實際以后,認識上一直模糊不清的一個問題。既維護“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理論,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又反對極左思潮,要求深入批判林彪。這一對無法統一的矛盾像一曲不和諧的重奏明顯地并存在毛澤東的思想上。

              第三,毛澤東親自抓了干部政策的落實

              
            九一三事件后,由于政治穩定的需要和毛澤東認識上的變化,他開始與“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擊的老同志重新在政治上接近起來。

              1971年11月14日,毛澤東在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的同志時,正式地為所謂“二月逆流”平了反,并使用“有些問題要好多年才搞清楚”這樣的話委婉地表達了內心的歉疚。而在此之前,對于所謂“二月逆流”,毛澤東的態度一直是不明朗的。正如徐向前在回憶錄中所寫:“毛澤東同志對‘二月逆流’的態度,與林彪、江青是有區別的。”“自從掀起反擊‘二月逆流’的邪風以來,他雖然沒有反對‘炮轟’,但也沒有贊成打倒。”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一方面在實際上認可了會議對所謂“二月逆流”的揭發批判,另一方面又說,這些老同志有意見公開講出來是黨的生活所允許的。他提議把這些老同志選舉為九大代表,同時卻說:陳毅同志……你就是那個右的那一方面的資格,以這個身分來參加九大。毛澤東這些體現出明顯距離分寸的言行,既反映出他對林彪、江青等人所做所為的反對,也反映了他和老同志之間存在的政治分歧以及由此引起的不信任感??墒?,九一三事件后,我們卻可以從他親自給“二月逆流”平反,重新恢復對老同志的信任中看出他思想上發生的變化。不過,需要注意的是,毛澤東肯定這一事件性質的用語卻是含混的。他以老同志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這樣籠統的言辭掩蓋了這場斗爭的矛頭所向正是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作法,回避了老同志們與江青、張春橋尖銳斗爭的基本事實。這一番回避似乎是用意較深的,不過,他希望老同志繼續與他合作的態度也顯然是真誠的。

              毛澤東對老同志態度的轉變還表現在對陳毅等人問題的平反上。陳毅逝世后,他不顧嚴寒,親自參加了陳毅的追悼大會。他在與張茜的談話中,對陳毅的一生作了高度評價,并且談到,要是林彪的陰謀搞成了,是要把我們這些老人都搞掉的。這一番話反映了毛澤東在思想感情上發生的重要變化。這四個月里,他一次又一次地鄭重申明為“二月逆流”平反。他在事實與誣陷、往事與近況的對比中,不僅記起了一度被他所忽略的老同志們的品格和功勞,而且把自己與受到林彪打擊迫害的老同志重新視為一體,視作野心家、陰謀家的對立面。對此,老同志們是深有感觸的。徐向前在回憶錄里寫道:“反‘二月逆流’的斗爭,先后持續四年半之久。在這場斗爭中,毛主席終于認識了林彪,也認識了我們。”

              1973年12月21日,毛澤東同參加中央軍委會議的同志談話時,作了更加坦率的自我批評。他提出,要給賀龍、“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和羅瑞卿平反。他坦率地承認有幾次聽了一面之辭,要作自我批評。如果將毛澤東的這種變化與“文化大革命”開始時,他提出的“中央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估計相對比【注:《中共中央通知》,1966年5月16日?!?,可以看出,隨著“文化大革命”實踐的發展,他已經逐漸地縮小原來主觀認定的,擴大了的階級斗爭對立面,部分地糾正自己曾經有過的一些錯誤認識。

              在這方面表現突出的,還有結束對于鄧小平的審查和重新恢復他的工作。1972年8月14日,毛澤東在鄧小平的來信上作了批示,他具體例舉了鄧小平的功績,并對鄧小平一直沒有被結束審查表示了不滿。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這件事在社會上產生的影響遠遠超過了“解放”一個人的意義。以此為標志,在全國進行了多年的對各級領導干部的審查、批斗和下放改造,終于接近了尾聲。

              在落實干部政策的過程中,毛澤東和周恩來之間再一次體現出了他們在長期革命生涯中曾經有過的密切關系。周恩來把他審時度勢的斗爭藝術和細致周到的作風結合起來,從一個個關鍵環節入手推動干部政策的落實。不過,毛澤東的態度更具有決定意義。他不僅親自抓了重大案件的平反,而且親自對許多干部的來信作出了批示。這些干部經毛澤東批示,或者在政治上被解除了審查,分配了工作,或者在生活待遇上得到了改善。

              1972年前后,雖然江青、康生等人利用手中的權力極力干擾干部政策的落實,但是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直接干預、推動下,在黨和國家的重大節日招待會和重要會議上,不斷地有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迫害和打倒的老同志出席會議,以這樣的露面方式被宣告結束審查。不久,毛澤東又指示,這樣一個一個地解放干部太慢了,應該一批一批地解決問題。周恩來根據這個指示,一下子提出了幾百人的名單【注:伍修權:《動亂中的八年》,《中共黨史資料》第35期,第13頁?!?,再一次加快了落實干部政策的步伐。這樣,一大批原黨政軍的負責干部重新回到了領導崗位。這些干部的復職,削弱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崛起的造反派勢力,增強了黨內糾正“文化大革命”“左”傾錯誤和同“四人幫”斗爭的健康力量,為以后黨中央順利地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奠定了政治、組織基礎。

              九一三事件后,毛澤東的上述變化,是他為了緩和各方面矛盾而采取的重要措施,是他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正視現實的表現,也是他在一定時期內能夠同周恩來、鄧小平實行合作的思想基礎。不過,應該注意的是,毛澤東的這些措施是在國內的政治、經濟面臨著尖銳矛盾和困難的條件下所采取的,而不是自覺地對“左”的指導思想的糾正。他并沒有從根本上認識到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錯誤,也沒有認識到他發動“文化大革命”,打倒所謂“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是錯誤的。

              這樣,既在全局上堅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傾理論,又在具體問題上對“文化大革命”在實踐中的錯誤進行糾正,這使毛澤東陷入了一個難以解脫的矛盾之中。雖然毛澤東可能沒有意識到其中內在的矛盾,可是,當他為緩和客觀存在的矛盾而落實干部政策時,實際上又埋下了新的矛盾的種子。毛澤東在思想上的深刻矛盾,預示著黨內健康力量反對“左”傾錯誤和對江青等人的斗爭將在一個雖然有所限制,但卻更加深入的程度上展開。

              三、批判極左思潮的深入及反復

              
            對部分高級干部落實政策的工作,是同當時其他領域和其他方面對于極左思潮的批判同時展開,彼此促進的。在外交上,毛澤東適應國際形勢的發展,超越意識形態的分歧,使中國外交向靈活的、務實的多邊外交轉變,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進展。在經濟上,他支持周恩來再次進行經濟調整,并且在1972年初批準進口成套技術設備,對于加強中國經濟與外國的交流起了促進作用。

              在上述一系列政策調整的過程中,周恩來發揮了重要作用。他根據各條戰線遭到破壞的實際狀況,提出了在批林整風中要批判極左思潮的正確意見,并采取措施對各條戰線存在的極左思潮進行糾正。在各條戰線聯系實際肅清極左思潮影響的過程中,林彪等人鼓吹的“突出政治”、“群眾運動天然合理”、“否定一切”、“砸爛一切”等觀點受到了廣泛批判。很快地,各項規章制度重新得到了建立和健全,進行經濟核算和建立生產責任制的作法又在一些城市企業和農村生產隊出現,物質獎勵的措施在某種程度上再次得到了肯定。在文教戰線和知識分子中,基礎理論課的教學和專業技術的學習又受到重視,那種片面強調到社會實踐中去接受“再教育”的傾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糾正。

              然而,在黨內“左”傾錯誤仍然占著主導地位的情況下,對于極左思潮的批判盡管不可避免地帶有局限性,但是發展下去,勢必與“文化大革命”在上層建筑領域的“斗、批、改”形成尖銳對立,從而對“文化大革命”產生否定作用。這是與毛澤東維護“文化大革命”的初衷相違背的,因此也就必然地為毛澤東所不允許。1972年9月21、24日,中央政治局、中央軍委分別召集會議,傳達了毛澤東關于批林整風的指示:“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風”,毛澤東特別要求各大單位在批林整風中不要“在歷史的舊賬上糾纏”,防止“走偏方向”。毛澤東關于批林整風范圍的限定和重點的強調,突出了對于林彪集團反革命現實罪行的批判,這是對許多部門聯系實際批判極左思潮的作法的糾正,也是對批林整風發展方向的值得注意的扭轉。至此,對于極左思潮的批判開始出現了回轉。這種回轉,表明了毛澤東對于批判極左思潮認可的有限程度。一方面對于極左思潮的危害性有所認識,也有所糾正;另一方面又不允許深入地批判極左思潮,特別是聯系歷史發展進行批判和糾正,這是毛澤東的思想上存在的矛盾的進一步反映。

              毛澤東維護“文化大革命”意志的明確表達,使在批林整風開始后處境尷尬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重新活躍起來。他們尖銳地提出了“要掌握批林整風的大方向,必須正確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他們一方面聲稱批“空頭政治”、批無政府主義等是批“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把各條戰線在批“左”、調整中采取的具體措施攻擊為所謂修正主義路線“回潮”。張春橋提出,當前的主要傾向是經驗主義。江青則強調:應批林彪賣國賊的極右,同時,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時也應著重講一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

              此時,在要不要批判極左思潮問題上的兩種意見對立,顯然已經超出了對林彪集團反革命罪行進行批判的范圍,而涉及到了如何認識“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工作成就和“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指導方針的重大問題。在這樣一個重要原則問題上,毛澤東最終錯誤地提出了“少批一點”極左思潮的意見。在對待極左思潮的問題上,毛澤東由一種比較客觀的、正確的態度轉向不準批判極左思潮,其中的原因,從他自1973年上半年以后不斷地重提“修正主義”的憂慮中表現出來。在1973年5月下旬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只注意生產,不注意上層建筑、路線,不對。要批判孔子【注:《中國共產黨執政40年》,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360頁?!?。1973年7月4日,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批評了周恩來主管的外交部,說:“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搞修正。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1973年12月12日,毛澤東在接見參加中央軍委會議的同志時,批評政治局不議政,軍委不議軍、不議政,并鄭重提出:“如果中國出了修正主義,大家要注意??!”【注: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72頁?!堪衙珴蓶|的這些批評連貫起來,可以看出,他對周恩來主持的黨中央工作的不滿和不信任感在日益加重。

              毛澤東,作為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畢生都在為完美的社會主義理想的實現而奮斗。新中國建立后,他注意到了在黨和政府中逐漸滋長的腐敗現象和干部脫離群眾的現象。接著,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出現的問題也引起他的擔憂。為了保證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使中國向著平等的、純潔的理想社會發展,避免在經濟發展中出現兩極分化,他逐漸形成了對社會主義的一些獨特構想。在他的構想中,既有一些寶貴的預見,但也有一些脫離實際的空想。毛澤東試圖通過在上層建筑領域進行政治革命的方法來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在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中,他提出了“抓革命,促生產”的指導方針,認為只有進行“文化大革命”才能“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項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注:《中共中央通知》,1966年5月16日?!?。他認為,這是一條能維護人民利益的馬克思主義道路。但是,被他認定的領導層出了修正主義的事實卻是不符合實際的。同時,他所說的“修正主義”的含義非常模糊,他把商品經濟、物質利益原則、企業經營管理措施、生產責任制等誤認為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并視為社會主義社會產生修正主義的土壤。在他看來,修正主義路線的重要表現,就是搞物質刺激,利潤掛帥,獎金,不提倡無產階級政治。九大期間,他曾以此來概括所謂“劉少奇那種路線”的特點。九大以后,在全國展開的“斗、批、改”運動,也是為了鏟除所謂“修正主義”的土壤,另辟社會主義新路。聯系到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的這抑認識,那么,在批林整風中,他對周恩來在各條戰線采取的批“左”調整措施產生憂慮,也就不難理解了。

              通過毛澤東態度的轉變,我們可以看到導致這種轉變的一個重要原因,即在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比較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觀念與帶有某些空想色彩的社會主義觀念的沖突??梢哉f,在持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雖然不能排除主要在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之間圍繞著最高領導權展開的種種爭斗,但是若就這場運動發動和發展的最終原因而論,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兩種社會主義觀的對立和沖突。

              事實也是這樣。在毛澤東對出現“修正主義”的憂慮加重時,他在上層建筑領域“繼續革命”,開創反修防修的社會主義道路的雄心也愈加堅定了。1973年8月,在黨的十大的政治報告中再次批判了“唯生產力論”,號召全黨“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并提出“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任務“各條戰線都需要繼續深入”的要求。黨的十大對于九大路線的繼續,表明了毛澤東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與堅持帶有某些空想色彩的社會主義觀念的內在聯系??墒?,毛澤東越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他所不愿意看到的社會動亂越是嚴重。他批準發動的批林批孔運動再次給社會造成的動亂證明了這一點。于是,毛澤東的思想上矛盾的另一個層面,即反對極左思潮的一面又開始顯現出來。這兩個相互矛盾的思想層面如一把雙刃劍同時指向了不同的方向。

              一方面,為了制止社會動亂,毛澤東對于江青等人借批林批孔另搞一套,企圖在亂中再次奪權的活動有所覺察,多次對他們進行了嚴厲批評。在四屆人大組閣的問題上,他果斷揭露了江青等人的野心,確立了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的國務院領導機構,支持鄧小平主持黨中央工作,對實現政治局面的安定團結和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寄予了強烈愿望。

              然而另一方面,就在鄧小平領導的整頓工作全面展開時,由于不可避免地再次觸及到需要糾正的“左”傾錯誤,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被否定的擔憂也再一次產生了。1975年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興起又一次反映出毛澤東堅持”文化大革命”的意愿。

              值得注意的是,在批林批孔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毛澤東對于極左思潮的危害性一直保持著警覺。他多次強調,運動要在黨的領導下進行,不要成立戰斗隊,不要搞無政府主義,要堅持抓革命、促生產等。遺憾的是,當時的社會狀況恰好與此相反。

              由于堅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傾理論和糾“左”整頓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于是在毛澤東晚年便出現了許多互相矛盾的言行和左右搖擺的現象。他時而批極左,時而批“極右”,或者在批“極右”的同時又批極左。毛澤東在思想上的搖擺和反復,從另一角度講,也是他的主觀愿望與社會發展客觀規律不斷沖突的反映。正如在沒有根本糾正經濟建設上的“左”傾指導思想的條件下,一定時期內的盲目冒進和經濟調整便會先后出現一樣,在“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理論仍然起著指導作用的條件下,由此而出現的社會動亂和被迫進行的政策調整也就成了帶有一定規律性的現象。這種情況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表現得愈加明顯,對中共黨內健康力量與“四人幫”之間此消彼長、此起彼伏的曲折斗爭產生了重要影響,使這一段歷史顯得撲朔迷離,錯綜復雜。

              當我們談到“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時,對于毛澤東晚年思想的復雜性顯然是應予注意的。首先,應該看到,盡管毛澤東犯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嚴重錯誤,但是,這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是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所犯的錯誤。如果將這種在探索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出現的曲折描繪成什么“宮廷爭權”的話,那就完全錯誤了。其次,在晚年毛澤東的思想上,雖然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占據了主導地位,但是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并非全是錯誤。如果我們忽略了他為引導中國社會走向穩定、進步所作的種種努力和他在反對極左思潮問題上表現出來的較清醒的認識,那么,我們的認識就將是不全面的。再次,當我們談到1972年前后和1975年以周恩來、鄧小平為代表的黨內健康力量的斗爭時,同樣不應忽視這兩次斗爭出現的前提條件正是由于得到毛澤東的某種支持,是毛澤東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強烈愿望和對極左思潮的反對態度奠定了這兩次斗爭的基礎。點擊進入下一頁
            批林運動(資料圖)

              本文來源:《快樂老人報》2012年2月2日第15版,作者:朱義海,原題:《林彪叛逃后我守了7天電話桿》

              1971年9月13日,我剛初中畢業,到大隊小學當民辦教師剛13天。白天,公社和大隊的干部突然來到學校,傳達上級“重要指示”:加強備戰,準備打仗,嚴防階級敵人破壞我們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社會主義國家。隨即,給我們13個老師布置了緊急任務——每個老師到3公里外的市級山區公路上守電話線桿子,一人一根。

              當天晚上,我們就各自背著被子到電話線桿子下防守,嚴防階級敵人破壞長途電話,一連守了7天。后來,林彪事件公開后,我們才明白當時發生了什么事。(湖北宜昌朱義海59歲)
             

            批林批孔教育(資料圖)

              本文摘自《七十年代》,作者:唐曉峰,原題:《難忘的一九七一》(本文為節選),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文革大串聯培養了我們出門遠行的愛好和能力,從1966年起,幾乎每年都要走一趟。插了隊,還是這樣。1971年9月,我的計劃是:只身一人取道包頭南下穿越鄂爾多斯去延安。我先從土左旗坐火車到包頭,到包頭后,不料趕上連天大雨,長途汽車停運,害得我在包頭車站的木頭長椅上白躺了三天,白花了三天飯錢。第四天開車了,汽車在包頭南邊跨過黃河浮橋,進入鄂爾多斯。車行不久,駛近庫布齊沙漠,那是我頭一次親眼見到無邊沙漠,景色太壯觀了!

              這班車到東勝算是終點,要再買第二天到榆林的車票,晚上還得在東勝吃飯過夜。晚飯實在嘴饞,便狠心買了盤過油肉(知青見肉哪個不狠)。正吃著,來了個要飯的胖小子,10歲出頭,一身齷齪,站在我桌前(準確說是站在過油肉前)。他站了一會兒,便開始抓撓頭發,只見這小子的頭皮紛紛落下,直入我的過油肉里。這招太損了,也太靈了,我沒法再吃,于是起身,他坐下了。在東勝過夜怎么辦?已經沒錢住旅館,我跟旅館門房的老頭商量,想在門房的長凳上湊合一宿,他答應了(現在輪到我要飯)。

              第二天買票上車,天黑后到了陜北古塞榆林。我吃了碗面條,便故伎重施,又找到一個旅館,又跟門房的老頭商量。這個老頭卻不那么慈悲,說了半天也沒用,他把我趕出來,咣當一聲關上了大鐵門。半夜10點多鐘,空曠的榆林街頭,古老的青石板泛著月光,到哪兒過夜呢?我想到了安辦(“安辦”是“知識青年安置辦公室”的簡稱,那時每個縣都有安辦,是專門管理知青的)。我找到安辦的大門,一個年輕的干部被我敲出來,我跟他講了我的困難:因為遇雨耽擱,身上的錢花完了。我的北京口音幫助我證明了身份,他很熱情,把我安排在他睡覺的炕上。第二天,他帶我到縣民政科領了三塊錢“社會救濟款”,又帶我到“三干會”(大隊、公社、縣三級干部大會)上吃了頓飽飯(用的飯碗像小盆,燴菜的大鍋口徑一米五),最后幫我買了長途車票。我終于到了延安。

              這次孤身旅行,前后六、七天,仿佛隔了一回世。自己的身份逐漸簡化、凈化為一個要飯的,什么“革命”、“大有作為”、“唐朝歷史”都沒用,都忘了。到了延安,見到老同學,再溫“志向”一類的豪言壯語,身份才回歸過來。多年以后,我“解讀”這次陌路孤行,它仿佛是我隨后的一場精神變化的凈心準備。

              我在延安造訪老同學,結識新朋友,當然,也要照例參觀。我一口氣把“毛主席故居”、“林副主席故居”看了個遍。9月底,到西安姑姑那里拿足錢,遂輾轉回到北京。

              京城里傳說飛走,消息驚人:“有群干部子弟在老莫(莫斯科餐廳)吃飯,不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而為總理干杯,還說咱們喝桂花酒,總理喜歡喝桂花酒!”“林彪投蘇修,飛機掉下來,機毀人亡!”林彪出事,影響很大,那個指揮人生的“革命”,頓時退色。政治上層尚能堅守秩序,而社會下層,人心再難控制。別的不用說,在個人層面,大家開始意識到,人生要自己來管了。

              回到村里,想到實實在在的人生前景,大家開始談論離開農村做什么專業的問題,專業才是新的人生支點??纯次疑磉叺耐瑢W,王大理自學無線電專業,最沒有問題,他已在縣里小有貢獻。(后來他到美國,救過一個電器公司的命。)蔣效愚天生有組織辦事能力,他的志向早定,做社會群眾工作(就是當官),事無巨細,都盡心盡力。村里讓他當大隊革委會副主任,分管最麻煩的民政。他白天照樣干活,晚上給上門來的媳婦大娘斷家務事,在我們窗戶外面,聽大小娘們嘮叨,一拖就是半宿,未見抱怨。(他現在受命組織奧運會工作,任北京奧組委執行副主席)。與黃銳聊,他想起幼時喜歡畫畫,便很快從老鄉那兒找來木頭做了畫架,不久后我見到他的寫生,水平讓我大吃一驚,不想他原有這份才氣。(后來他與趙振開結識,辦《今天》,辦“星星畫展”,是意志極為執著的人。)晉美是藏族(阿沛?阿旺?晉美的兒子),他在插隊時似乎無事可做,但我們知道,他早晚會吃西藏的飯。他原先填出身是農奴主,父親入黨后改為革命干部。晉美有修養,冬天喝醉酒,作詩,出口成句。(晉美后來念了民族學研究生,但現在美國,據說幫達賴做事。有人說,他若不出國,可做西藏社科院院長。)黃銳的哥哥黃鈞學習好,當年在班上考試,下來與他對題,只要和他的答案不一樣,一定是你錯了。黃鈞有學習能力,到哪兒都不怕。(黃鈞后來在中國科學院從事研究生教育。)我自己毫無所長,不知向哪里走,不知該吃什么飯,但畢竟年輕,精神空,熱情在。

              1971年年底,我又回了北京,到趙振開家溜達。振開家在新街口附近三不老胡同的一個大院,這個院曾是明朝太監大航海家鄭和的宅子,當然此時已面目全非,幾座新式大樓蓋起,供民主人士居住。北京的新式大院,由不同機構、單位占居,一個院一類職業(或權力),一類氛圍。我住的是北影大院,全是拍電影的,看電影等于看鄰居。而三不老大院,長者皆客氣,越客氣,越讓人尊敬,果有民主味道。



            (責任編輯: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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