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合作所不是集中營更非集中營管理機構

            時間:2011-12-21 15:43來源:《美國研究》 作者:鄧又平 點擊: 載入中...


                  “中美合作所集中營”這個名稱,最早見于1956年8月16日四川省人民委員會公布的一批文物保護單位的名單里。
                “中美合作所集中營”舊址,主要指位于重慶西北郊歌樂山與磁器口之間,占地約5250畝的一片地區。四川省人民委員會之所以將此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其主要依據和意義在于:據解放初期調查,這里曾是中美合作所的所本部,它不僅是“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匪幫的特務機關”,而且“是囚禁和屠殺革命志士的集中營,內設酷刑130余種。歷來在此慘遭殺害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不知有多少。”〔1〕它是我們揭露美蔣反動派殘害中國革命志士的罪證。
                然而,從我們多年來收集到的大量史料表明,說中美合作所是一個集中營,而且是一個專門關押、刑訊、屠殺革命志士的集中營,是缺乏充分的歷史依據的。這種觀點的根本錯誤在于,將曾經只在時間和空間上部分相連的中美合作所和軍統重慶集中營混為一談,并將很多明顯是軍統重慶集中營所干的罪惡活動(如解放前夕的“11.27”大屠殺)牽強地與中美合作所扯在一起。
                下面,本文將對中美合作所和軍統重慶集中營各自的發展、變遷情況作一簡要介紹,并以歷史事實為依據作出自己的結論。拋磚引玉,希望借此獲得大家的指正。

            一、中美合作所成立的背景、目的及主要活動

            1.特定時期的特定政策

                1941年12月8日,日本閃電般襲擊美國太平洋艦隊,打亂了美國人隔岸觀火、坐收漁利的如意算盤。由于共同對日作戰,中美關系發生了新的變化:在原來帝國主義與半殖民地、強國與弱國的關系上又加進了同盟國的關系。
                當時,美國為了動員中國的人力來對付日本,同時,也為了擴大其在華勢力,在經濟、政治、軍事上給予國民黨中國以大量援助和支持。但面臨著中國內部兩大黨派——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爭斗,他們又顧慮重重,害怕自己的援助和支持不但打不了日本人,還可能被國民黨拿去重新發動更大規模的內戰。而“一旦中國陷入分裂并爆發內戰,對日本的有力抵抗運動就會化為烏有。”〔2〕
                從美國人的這種顧慮和不滿中,我們可以得出一條結論——美國政府在抗日戰爭期間對華政策的總原則是聯合中國的所有軍事力量,動員中國全部資源,迅速地打敗日本。
                在這段特定時期和特定政策下而成立的中美合作所,不可能是一個專門用來對付中國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的特務機構。

            2.特殊戰爭下的特殊機構

                由于美日雙方所處的地理位置,決定了他們之間的戰爭基本上都在空中和海上進行,所以太平洋上的氣象、水文、軍事等情報的準確掌握,便成為美國打敗日本的重要保證。而這些,唯有在中國才能解決。正是在這種情況下,1942年5月,美國海軍中校梅樂斯(M.E.Miles)奉命來到中國,他的主要任務是“搜集情報和騷擾日本”?!?〕
                在駐美武官蕭信如的串通下,梅樂斯一到重慶便與軍統特務頭子戴笠掛上鉤。經多次協商后,于1943年初雙方共同擬定了一份名為《中美合作所協定》的條約,并在同年4月15日,由美蔣雙方最高領導人羅斯福和蔣介石批準。“這項協定代表美方簽字者是海軍部長諾克斯,中國方面是外交部宋子文部長,然后,是杜諾萬少將,蕭信如上校和我(梅樂斯)也都簽下了名;中間有一個空白,留給戴笠將軍;他在重慶那年7月4日在慶祝美國國慶時,簽名志賀。”〔4〕
                中美合作所的主要任務是“(1)擴大搜集與交換情報,分呈兩國最高統帥部參考;(2)嚴密布置東南沿海的敵后情報網,準備策應美軍登陸;(3)布置中國全國氣象網,制定氣象預報,提供美國海、空軍參考;(4)偵譯敵方電訊、研究敵人動態;(5)加強情報通訊、爭取情報的時效,使能制敵機先;(6)擴大警特訓練,以達成防奸防諜,維護治安的任務;(7)開展心理作戰;(8)加強秘密破壞工作,摧毀敵人的軍事設施及軍用物資。”〔5〕
                根據這些要求,中美合作所的美蔣特務很快在全國各地建起了165座氣象站、通訊電臺,并由美國特工人員先后開辦了22個特工訓練班,為軍統訓練和裝備了10萬多名特務,并為其提供了9000多噸彈藥器材和其他軍用物資,組成了一支特殊的武裝特務部隊。
                這支特殊的隊伍,到底干了些什么呢?他們的任務是打日本人呢,還是幫國民黨鎮壓中國革命?他們的具體活動是搞偵譯軍事、政治、氣象等情報呢,還是專門逮捕、關押和屠殺政治犯?
                下面我們羅列了一些曾在中美合作所工作過的人員所寫的材料,讓材料來回答上述問題。
                “我于1944年4月由軍委會特種技術研究室偵收臺調中美所第6組(偵譯)任偵收員。”“偵收臺的任務是偵收日本在華沿海的海軍電報”。——盧望植〔6〕
                “我在情報組所譯的情報,國內外的都有,最多的是江南方面,如日本軍隊的調動、偽軍調動,某倉庫所儲軍火,日軍某些番號在何地出現。我新四軍的有一少部分,占的比例不大。如某地發現新四軍多少人等。”——曾圣杰〔7〕
                “(我)1943年冬至1945年12月,充重慶匪中美所氣象組中校組員。”“氣象組的工作,其主要任務為匯集各地氣象報告,繪制天氣圖,預告天氣,并將天氣預告供應當時所謂的‘盟軍’即美帝的??哲?,作為作戰參考之用。”——徐止善〔8〕
                “當時我所工作的內容是將各組、室搜集的情報由中文譯成英文,送給美國人,每份情報上都是‘戴笠將軍致梅樂斯準將’。”
                “據我所翻譯接觸到的情報內容,有敵偽(日、偽)艦艇、飛機活動情況,后勤運輸貯備情況,兵力調動集結情況,蔣匪軍情況也有報道,但比較少,另外氣象情報也不在少數。”——韓金貴〔9〕
                “心理戰爭組主要系編寫各種宣傳品,用秘密方式或飛機散發至淪陷區或日本本土及各戰場上。收聽日本或漢奸電臺廣播并用秘密廣播進行干擾或反宣傳,內容不外是美蔣偽裝抗戰的宣傳物,以麻痹淪陷區人民。”——李斯康〔10〕
                以上是中美合作所幾個主要業務部門——情報組、氣象組、心理組的活動。接下,我們再來看一下另兩個業務部門:軍事組和秘密行動組的情況。
                軍事組:由軍統局的別動軍總指揮徐函道擔任組長。“這一組的主要工作是在重慶、貴陽、西安、蘭州、福建、安徽雄持等地,舉辦中美合作所特技訓練班。每個訓練班先后招收三期至五期,每期受訓的學生800-1200人。每期訓練的時間為六個月至一年。訓練畢業后,即由美國海軍發給武器彈藥,予以裝備。裝備的特警生,分發各戰區配合作戰。”
                秘密作戰組:組長為王一心。“這一組的所謂秘密行動工作,就是派遣行動員在浙江杭州附近以及廣西的柳州南京公路破壞日本運兵汽車,以及破壞日軍的軍事防御設備。”〔11〕
                對于中美合作所的活動情況,我們可以羅列很多材料,如該所氣象組少將組長程凌寫的《關于中美合作所情況》、軍統局總務處處長沈醉寫的《中美合作所情況》、軍統局會計處處長郭旭寫的《關于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的材料》,以及近年來從香港、臺灣搞到的新資料,如吳相湘著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史》、良雄著的《戴笠傳》、美國人邁克爾·沙勒著的《美國十字軍在中國》等等。然而,無論這些材料在政治上從哪個角度來介紹中美合作所,但有一點它們是一致的,即:中美合作所在業務性質上,是一個情報機構,或者說是一個情報和訓練機構。
                按《中美合作所協定》的規定:“對日作戰勝利后,中美所應即宣布結束。”〔12〕所以到“1945年秋抗戰結束后,中美所各地訓練單位首先停止活動,……該所上海辦事處辦理美帝人員回國,均延至1946年5月底全部結束撤銷。”〔13〕
                中美合作所的情況就是這樣,我想無論從中美合作所成立的背景、目的,還是它的主要活動以及業務性質上,大家都不可能得出“中美合作所是一個專門逮捕、關押、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的集中營”的結論。

            二、軍統重慶集中營的變遷及主要活動

                1939年底,軍統局以軍事委員會戰地工作服務團的名義,將重慶西北郊歌樂山下磁器口、五靈觀、楊家山一帶的民房強占,作為鄉下辦事處。他們名為辦公,實際上卻是在為自己建立秘密巢穴。他們先后在這里辦工廠、辦學校、辦醫院,同時也設立了秘密看守所,逐漸將此變成了一塊“特區”。
                設立的看守所,稱軍統重慶看守所,是由戴笠在1939年的夏天,親自決定將原四川軍閥白駒的“香山別墅”改建而成。第一位所長為侯子川,是原軍統棗子堡看守所所長。1943年中美合作所成立,大批美國人來華,戴笠又將這個看守所遷址于附近的渣滓洞,“香山別墅”改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
                到1946年,這里面的情況發生更大的變化。這時抗日戰爭結束,中美合作所全部撤銷,軍統局所屬各單位也相繼遷往南京。另外國民黨又將“西南的軍統集中營,息烽監獄、望龍門看守所、渣滓洞看守所合并,成立了白公館看守所”〔14〕,于是這塊“特區”,又變成了“白公館看守所”的地盤。
                1947年隨著內戰的擴大,國民黨也加緊了對國統區人民的鎮壓,于是在大批的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被捕后,這年10月,曾一度合并撤銷的“渣滓洞”,又重被重慶行轅二處恢復關人。這樣,從1947年10月到1949年11月底,這個特區里面開始同時并存兩個規模龐大的監獄:一個是由保密局(軍統局改稱)直接管轄的白公館看守所;一個是由重慶行轅二處開設的渣滓洞看守所。
                據統計,從1939年成立到1949年結束,這兩個集中營先后關押和屠殺的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有:
                被關押的:
                1940年春天,張露萍、張蔚林等七人;
                1940年3月被捕的羅世文、車耀先;
                1940年4月被捕的許曉軒、譚沈明;
                1941年被捕的葉挺、宋綺云及妻子徐林俠、幼子宋振中;
                1942年被捕的廖承志;
                1946年7月從貴州轉來的楊虎城將軍;
                1947年“6.1”大逮捕中被捕的胡作霖、張現華等40余人;
                1947年“小民茶案”被捕的何雪松、李子伯等8人;
                1948年“挺進報事件”被捕的許建業、陳然等130余人;
                1948年因華鎣山、梁平、墊江武裝起義被捕的蔣可然、陳以文等30余人;
                1949年叛徒劉國定(中共市委書記)出賣在成都被捕的川康特委負責人蒲華輔、華建等10余人;
                1949年川東民革組織地下武裝而被捕的黎又霖、王白與以及后來的周從化等10余人。
                被屠殺的:
                1946年在松林坡殺害的羅世文、車耀先2人;
                1947年在白公館殺害的尚承文、張長鰲、朱念群3人;
                1948年7月在重慶大坪公開槍殺的李大榮、許建業2人;
                1949年9月在戴公祠殺害的楊虎城、宋綺云等6人;
                1949年10月在重慶大坪公開槍殺的陳然、王樸等10人;
                1949年11月14日,在松林坡秘密槍殺的江竹筠、李青林等30人;
                1949年11月24日,在梅園公路旁殺害的閻繼明、張醒民2人;
                1949年11月27日下午,在步云橋殺害的黃顯聲、李英毅2人;
                1949年11月27日晚,在白公館殺害的許曉軒、譚沈明等21人;
                1949年11月27日晚,在渣滓洞殺害的蔡夢慰、余祖勝等190人;
                1949年11月29日,在松林坡殺害的黃細亞、趙晶等32人?!?5〕
                以上的統計數字,也許說不上十分準確,但說它包括了兩個看守所的主要罪惡活動,我以為是完全沒問題的。
                現在再讓我們來回憶一下前面第一部分中提到的,中美合作所成立和結束的時間,它們是:1943年4月和1946年5月。
                這兩個時間對于我們澄清中美合作所與軍統集中營的關系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為如果將它們與方才列的那些被捕、被害的時間對照一下,我們會馬上發現:中美合作所與這些逮捕、關押、屠殺等罪惡活動是完全無關的。這些活動要么是在1942年之前(即中美合作所成立之前),要么是在1946年以后(即中美合作所撤銷之后)。
                談到此,可能有人要提出這樣的問題:即中美合作所與軍統集中營總有一段時間是同時并存的(1943年至1946年),那么在這段時間里,它們之間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呢?軍統集中營隸屬于中美合作所嗎?

            三、“中美合作所”與“軍統集中營”的關系

                以上,我們談到了“中美合作所”并非是個“集中營”,但“中美合作所”管轄“集中營”嗎?我們的回答是否定的。
                第一,中美合作所與監獄沒有組織上的聯系。大家知道,在前面介紹中美合作所的組織機構時,我們談到它的主要業務部門有情報組、氣象組、軍事組、秘密行動組、心理作戰組,而這些部門的任務都是與監獄的業務無關的,也就是說它們誰也沒領導監獄。那么當時的監獄到底由誰掌管呢?原來,“該所在抗戰期間,直接由匪首戴笠和軍統局司法室領導。1946年冬以后,受保密局第六處(司法處)直接領導。”〔16〕“中美合作所與白公館、渣滓洞監獄,沒有直接組織上的聯系。”〔17〕
                第二,現存的檔案材料中,沒有一份材料能證明中美合作所的美國人參與了集中營的活動。“美國人在中美合作所的活動主要是搞情報。他們也幫助軍統訓練過一些特工人員,但并不直接參與捕人、刑訊、殺人等活動。”〔18〕所以至今為止,在重慶歌樂山烈士陵園的檔案室中,找不出一份是由中美合作所簽發的逮捕、屠殺革命志士的文件,也沒有一份材料中提及過,說是美國人親自參加了這些活動。
                第三,中美合作所與監獄在組織人事的安排上,有明顯的區別。“中美合作所一切組織由中美雙方人員組成,其負責人由軍統及美方共同商派。”〔19〕而軍統監獄就完全不一樣了。它從成立到結束,負責人都由軍統單獨派往,而且沒任何美國人參加管理?!?0〕
                最后,我們再介紹一段《“中美合作所”內幕》中關于費鞏失蹤案的記載,它也許可以從另一個側面來證實中美合作所與監獄的關系。
                這件事情的經過大致是這樣:浙江大學進步教授費鞏,于1944年春在重慶千廝門碼頭失蹤,引起全國教育界的關注。他們認為,費鞏一定是被國民黨的特務秘密綁架了。時有與費鞏一道留學英國的同學40余人,聯名上書當時的美國駐中印緬戰區司令魏德邁,請求他出面營救。魏德邁為樹立美國在華的威信,便決定將這件事交給任中美合作所副主任的梅樂斯來辦理。希望通過美國特務的調查來找到費鞏的下落。梅樂斯接令后感到此事十分棘手。他一面指使中美合作所內一個有名的紐約偵探克拉克少校負責偵破,一面又找到特務頭子戴笠商量,希望能在軍統的協助下來完成這一任務。為此,戴笠又派去當時任軍統總務處長的沈醉幫助克拉克破案。然而,雖然經過兩人八方調查,但仍未找到任何確實的線索。最后有人提出,是不是到那些關押人的監獄中去查一下。于是,在材料中便出現了這樣一段“有趣”的對話。
                (沈醉問戴笠)“萬一克拉克要看看設在中美所內的軍統局看守所時怎么辦?”他(戴笠)聽了立刻把臉一沉,厲聲回答我說:“他們想討好這幾個留學教授,別的都能依他們,要是提到我們的看守所時,你就干脆回答他這都是些很久以前關起的人,沒有最近逮捕的。”
                這個案子最終結果如何,與本文并無多大關系。只是我們從這段對話中看到,克拉克作為一個中美合作所的美軍“少校”,而且是在梅樂斯的親自授意下,居然在調查時不能查看一下自己管轄的監獄(假使這個看守所是屬于中美合作所領導的話),這到底意味著什么呢?這不是正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中美合作所根本就無權過問監獄的事務,也就是說在中美合作所與監獄并存期間,它們沒有任何組織或業務上的隸屬關系。
                從前面的敘述中,我們已知道中美合作所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為從中國獲取對日作戰情報,與國民黨當局共建的一個國際性的情報機構。然而,在共同抗日的借口下,它們相互利用,相互勾結,也干了一些見不得人的罪惡勾當。

            1.臭名昭著的特種警察訓練計劃

                早在中美合作所成立之前,戴笠和梅樂斯就在設想建立一個警察訓練學校。中美合作所剛一成立,該所的各類官員便為了招募訓練警察的教官和設備跑回美國。最后他們收了大約50名教官,“其設備主要是測謊器和警犬之類的東西。”〔21〕
                1943年9月1日,重慶特警班終于宣告成立。學員都是從軍統其他訓練班抽來的尖子。該班分刑警和保安兩個系,訓練科目除偵察、審訊、指紋、心理、化裝外,還要進行各種實習訓練如射擊、機動車駕駛、警犬使用等等。到抗戰結束時,中美合作所的警察訓練計劃,已經培養出800名特務(準備再招收1200名)。“他們幾乎誰都沒有受到任何能夠用來對付日本人和普通罪犯的訓練。訓練的課程集中在對付政治犯和有效的鎮壓手段方面。”〔22〕
                關于這個特警班,梅樂斯在寫給美國海軍部的報告中曾這樣自供道:“在今天上午開設了一所新的學校,傳授用科學的方法進行刑事偵察的技術;對于繼續把這所學校辦下去的重要性,我怎么說也不能算估計過高,它含有一種無法用書面充分表達的復雜的政治意義……”?!?3〕
                中美合作所的美國人,在抗戰處于極度緊張的時候,卻利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去訓練和裝備國民黨軍統局那些與抗日毫無關系的部隊,而在1946年中美合作所結束后,國民黨保密局(軍統局改稱)也正是依靠這批由美國訓練、裝備的特務骨干,瘋狂地捕殺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所以我們認為,也許美國人在當時沒有直接參與關押、刑訊、屠殺共產黨人的活動,但他們進行的這個特殊警察訓練計劃,卻是在間接地幫助國民黨軍統局實現戰后鎮壓革命運動的惡毒陰謀。正像戴笠所說的那樣:“我們是不會要求美國人去做那樣的事情的,他們的工作是訓練中國人去那樣干。”〔24〕

            2.幫助國民黨搶奪勝利果實

                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樂斯曾這樣自夸,他“憎恨所有的共產黨人,應當在中國消滅他們,他本人樂于從中出一把力”。1945年7、8月間,當抗日戰爭即將結束的時候,梅樂斯認為他可以“從中出一把力”的機會到了。他首先命令中美合作所的各個訓練營,向南京、廣州、上海等大城市挺進。到8月12日,他又拍電報給中美合作所的美方人員,指示他們說,蔣介石和戴笠已經命令他們的部隊參加戰斗,以防止共產黨部隊開進日軍占領區。梅樂斯下令說:
                “中美合作所的美方人員……應同他們指定的中國部隊指揮官一起出發。要全副武裝并攜帶完備的無線電器材。不要把秘密泄露給你們的任何外界朋友。盡快把所有可用的武器和彈藥交給‘忠義救國軍’……并繼續提供后勤支援。”
                幾小時后,梅樂斯又再重復這些指示,并十分心虛地告誡那些收到命令的部下,“在鄭重保證你們的部隊嚴守秘密之后,將這一命令燒毀”?!?5〕
                甚至到了日本投降之后,梅樂斯還在繼續下達中美合作所的美方人員應該幫助戴笠的命令。與此同時,他和中美合作所的美方人員還迫不及待地自己組織了一隊武裝帆船,搶占港口地區,以幫助國民黨收復沿海城市。當然,盡管中美合作所的美國人費盡心思、竭盡全力地為國民黨搶奪勝利果實,但到9月中旬,隨著內戰規模的擴大,他們的如意算盤也就落空了。
                如果說前面的“特殊警察訓練計劃”中美合作所還是間接的幫助國民黨鎮壓共產黨的話,那么“幫助國民黨搶奪勝利果實”,就已經證明中美合作所已直接卷入了中國的政治,并充當了國民黨反動派摧毀革命運動的幫兇。
                通過對以上四個方面的分析和引證,我們完全可以看出,中美合作所在政治上的二重性(即既有共同抗日的一面,又有扶蔣反共的一面),不過這并非本文所要討論的重點。本文所討論的重點是:中美合作所的反動性質,到底是通過哪些活動反映出來的,也就是說從業務性質上講它到底是一個情報、訓練機構,還是一個從事關押、刑訊、屠殺等活動的集中營。從而也就提出了“中美合作所集中營”這個名稱,無論將其解釋為“中美合作所是集中營”還是“中美合作所領導下的集中營”,都是缺乏歷史依據的觀點,供史學界的同行參考。

            (責任編輯: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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