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說“孫悟空鉆進牛魔王肚子”十年無人糾

            時間:2011-12-20 16:39來源:鳳凰網歷史 作者:程曉東 點擊: 載入中...

              核心提示:

              薛鴻時(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員):匯報到胡喬木那,就把所有的各種主要的版本都拿來都看,錢鐘書說的對了,就改吧,在毛澤東選集上改一改。我就很懷疑,那是1942年的社論,這個好像小朋友看過《西游記》的也很多很多,誰都知道的嘛,不是牛魔王是鐵扇公主,為什么一直要留到錢鐘書來開口來糾正呢?當時就是說,我認為當時就是已經把毛(主席)好像碰不得的。

              鳳凰衛視2011年12月17日《我的中國心》,以下為文字實錄:

              坐在人生的邊上

              ——楊絳

              楊絳(1911-)

              著名翻譯家、文學家、戲劇家

              著有《洗澡》《干校六記》等

              譯有《堂吉訶德》《斐多》等

              陳曉楠:今天我們節目的兩位主人公,一位是書香門第的大才子,一位是出身名門的才女,一位是在世界文化版圖上為國家增光添彩的文史大家,一位是記錄了劃時代中國知識分子心路歷程的著名文學家,佳偶天成,學者伉儷,民國以來錢鐘書和楊絳可以說是最突出的一對。兩個人相濡以沫63載,共同營造了最純凈的婚姻,著名華裔文學理論家夏志清曾經盛贊道,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界再沒有一對像他倆這樣才華高而作品精,晚年同享盛名的幸福夫妻了。

              楊絳錄音:朋友們、同志們,錢鐘書年輕時曾對我說過一句心里話,他說我志氣不大,但愿竭必生精力做做學問,他當然知道自己不是有錢人家子弟,他首先,先得有個職業圖生存,剩余的精力才能用來做做學問,他的志愿不大,卻也不小了。

              解說:2011年10月15日在首都圖書館舉辦了一場名為“走進錢鐘書的讀書生活”的活動,應邀參加活動的錢鐘書的親朋故知,將自己所親歷親聞的有關他的好讀書,勤治學的往事與在場的所有讀者分享。而剛剛由商務印書館編輯完成的《錢鐘書手稿集中文筆記》,更在萬眾矚目下正式發行出版,十一年的精心努力,二十冊厚厚的筆記,只因為十三年前的一個承諾。1998年12月19日飽受多年病痛折磨的錢鐘書,等不及妻子楊絳趕到床前,便自己合了眼,或許心上有太多事情放不下,他走時有一支眼睛沒有合好。

              陳潔(錢鐘書手稿集中文筆記責任編輯):像錢先生他的很多的學術成果,沒有能夠來得及公之于眾,然后留下了大量的筆記和遺作,楊先生她是懷著很巨大的悲痛在清理戰場,就是說我要把錢先生的學術怎么能夠讓更多的讓大家知道。

              解說:為了讓“死者如生,生者無愧”,已年屆九十,本已身心交悴的楊絳,對錢鐘書的全部手稿開始精心的整理排編。她后來回憶道,“此中的艱難辛苦,難以言表”。

              楊絳錄音:抽屜里這個那個,我不知道呀,而且我都沒有明白,他沒有分咐我呀,我都分不清這個是什么,他的外文里頭有德文我不懂的,意大利文我不懂的,拉丁文我不懂的。

              薛鴻時(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員):多少年了,一頁一頁這種耐心細致,拿剪子漿糊粘,貼、補就是,有的已經脆了,成兩半了,他還要拿紙去貼好,補好這樣。

              解說:而當2011年中文筆記正式發行出版時,未蒞臨活動現場的楊絳,用錄音的形式代錢鐘書表示感謝。
             

              楊絳錄音:他今天準是又高興又得意,又慚愧又感激,我是他的老伴兒能體會他的心意。

              解說:錢鐘書字默存,1910年出生于詩書禮儀,家學深厚的無錫錢家,有著“江南才子”之稱的父親錢基博望子成龍,對長子忠書殷殷教誨,教會中學畢業后,飽讀中西方詩書的錢鐘書以英文第一的成績被清華大學外文系破格錄取。青年時期的錢鐘書便聞名學界,上世紀三十年代末,從英法留學歸國的錢鐘書,再次被母校清華破格聘為教授。

              許淵沖(北京大學教授、翻譯家):錢先生年輕,他教大一28歲,我18歲,比我大10歲,我中學老師都比他大,我上的時候崇拜老先生嘛,年紀大的那種,一看一個老師這么年輕,本來是失望的。我就問張燮,張燮是我中學的同學,又是我表哥,他就告訴我了,他說這個老師棒。

              解說:盡管只在當時的昆明西南聯合大學授課一年,他敢質疑,勤鉆研的學風,特別是他對“懷疑主義”的精辟見解,為當時剛剛入校的許淵沖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樣獲益匪淺的還有許淵沖的同班同學楊振寧。

              許淵沖:錢先生講懷疑主義,這個東西不大好懂,抽象的,錢先生用簡單明了的英文來講,一切都是問號沒有一個句點。解釋的形象化,把這個抽象的觀念,用形象的字眼來說,楊振寧怎么受影響呢?楊振寧獲得諾貝爾獎,為什么得諾貝爾獎?就是懷疑宇宙永恒定律。

              解說:錢鐘書愛讀中西方詩文也愛寫,在清華學習的第三年,他遇到了同樣愛詩的楊絳,楊絳原名楊季康,家中排行老四,1911年出生北京,后因父親楊蔭杭時任京師高等檢查廳長,不愿在軍閥政府沉浮,而舉家遷回老家無錫。已經是東吳大學政治系大四學生的楊絳,因為醉心文學創作,最終踏上無錫開往北京的火車。一年后她正式考入夢寐以求的清華大學外文系研究院,在如夢之夢的清華園,在古月堂下,楊絳初遇錢鐘書。

              葉廷芳(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員):總覺得天作之合,兩岸的知識背景,兩人的智力的強度、高度都一致,沒有聽說他倆人有拌過嘴或吵過架。

              薛鴻時:錢先生不是說在朋友笑他有夸妻癖嘛,就是不停的,說起季康,季康,就是特別贊賞,他說是三個合一,又是妻子又是情人又是知心的朋友。

              朱虹(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員):錢先生是意大利文,而楊先生是西班牙文,他們倆要是泡腳的的時候就玩這個游戲,比如說一個字,那個一個人說了,那個人就可以用意大利文相應的詞,能不能說得出來,互相玩這個游戲。

              解說:歷經過戰亂,飽受了離情,這對相濡以沫的伴侶,卻從未經受過人天兩隔的傷痛,1997年早春,兩人的愛女錢瑗因肺癌晚期匆匆辭世,僅僅一年后,錢鐘書帶著對妻子的萬般歉疚也離開了,望著未合好眼皮的丈夫,和他尚且溫熱的身體,楊絳伏在丈夫耳邊說,“你放心,有我吶”。

              薛鴻時:楊先生沒流淚,錢先生戴了一個法國式的帽子,最后我把他推,殯葬工人的車,因為我是煤礦工人,我也會推車,后來我拿過來我推,推到火化爐前頭,然后楊先生就在那里看,就看不忍離去,好多人就走了,她不忍離開啊。

              解說:當時已87歲的楊絳說,“鐘書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我壓根兒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間打掃現場,盡我應盡的責任”。三年后楊絳再一次出現在公眾的視線中,在錢楊兩人的母校清華大學,捐贈了“好讀書”獎學金。

              楊絳:因為我是一個人代表三個人,我自己一個,還有已經去世的錢鐘書和我們的女兒錢瑗,那個時候我跟錢瑗在錢鐘書的病床前邊,我們一起就商量好了一件事,將來我們要是有錢,我們要捐助一個獎學金,這個獎學金呢就叫“好讀書”獎學金,不用我們個人的名字,這是第一句話。第二句呢,好讀書獎學金的宗旨是扶貧,因為我們看到富裕人家的子弟,他們如果要升學呢很方便,可是貧窮人家的兒女呢,盡管他們好讀書,而且有能力好好讀書,可是他們要上一個中學總有種種困難,上大學就更不用說了。

              解說:半生顛沛流離的錢鐘書和楊絳,一世清貧生活,而改革開放后,兩人的著作在海內外不斷出版再版,不同語言譯本更是層出不窮,有人認為兩個人的稿費,足以為楊絳“買一個大豪宅”。而楊絳仍按照我們仨曾商量好的,毫無保留地將夫妻名下的所有稿費捐贈出來。兩位清華師長鼓勵年輕一代的清華學子“好讀書,讀好書”。2005年新年楊絳因為感冒發燒住進了醫院,入院兩天后燒就退了,出院后的楊絳回家馬上寫下她在醫院病床上想好的一個題目《走到人生邊上》,并且開了一個頭。

              薛鴻時:我們受的教育都是唯物主義教育,她說,她問像我這一輩,她的下輩吧,她說回答幾乎是完全一致的,都認為人死了什么也沒有了。楊先生不這么看,她有她獨特的看法。

              解說:當時95歲的楊絳在弊端與心靈間一點一滴的保留著兩個至親在自己生命中留下的痕跡。欄目組于2011年深秋在楊絳居住的寓所外拍攝下一組鏡頭,其他住戶的陽臺都包上了厚厚的玻璃窗,唯有楊絳家還保留著露天陽臺的模樣。

              薛鴻時:(楊先生的)散文里頭《記比鄰雙鵲》就是一個做窩的喜鵲,那一家,這個一家怎么失散,怎么死了,非常慘的。
             

              解說:楊絳曾說靈魂不滅的信念,對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觀念的追求,給我以孤單單生活下去的勇氣,我感到女兒和鐘書并沒有走遠。2011年7月8日楊絳以筆答的形式在《文匯報》發表著述《坐在人生的邊上》。

              薛鴻時:她還是非常堅強,她每天都是新的一天,每天都是寫字工作看書,而且鍛煉,一百歲還鍛煉,她在跳,雙腳在跳,一百歲了。

              解說:1949年的上海,從美國歸國一年的陳橫哲、任鴻雋夫婦,宴請即將赴美的胡適,同時被邀的還有錢鐘書、楊絳夫婦,席間眾人惶惶然,在去留問題上都顯得搖擺不定,而錢楊卻早已下定決心留在祖國。

              薛鴻時:朱家驊就是請他要到中國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那時候在黎巴嫩代表,讓他們兩個去,那是1949年的時候,大江大海1949的時候。后來杭立武教育部長,就是給錢先生安排好了臺大教書去,然后楊先生在臺灣師范大學,香港大學也請他,后來英國牛津他的哪個好朋友也來信,錢先生對他們的回答,就是說人最終還是要跟自己的祖國人民共命運的,他們就沒走。

              解說:錢鐘書常引柳永“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舍不得祖國,撇不下“伊”的錢鐘書一家,于1949年8月24日登上火車,兩天后到達了母校清華,開始在新中國工作。三年后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兩人一同調入當時位于北大燕園的文學研究所。

              朱虹:當時有一點挺有意思的,就是這些個老專家,不叫同志,都叫老先生。我覺得就是有一點那種,我現在想起來我覺得有一點歧視的,好像他們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學者,是老一代的學者。

              解說:那時不少女性追趕潮流,已紛紛穿起了灰色布衣長褲,胸前兩排釦子,腰間一根皮帶的列寧服,而楊絳依然故我,仍穿她的上海旗袍,乘坐人力車,還撐一把小陽傘,見人總是和顏悅色,說話慢條斯理,舉止溫文爾雅。

              朱虹:我還特別記得有一次人大什么選代表,在我們也不怎么太當回事,反正那天你總是要排隊去投一張票吧,但是我特別印象深,她那天穿的特別整齊,就是為了來投這一票,這個是我覺得在其他的當時所謂的老先生當中是不太多見的。

              解說:但是楊絳自己卻說,從文學研究所1953年成立,到1977年改革開放,二十五年間我是一個零。

              葉廷芳:解放以來,要做學問是很困難的,因為政治運動相當多,不僅要求你參加這些政治運動,而且你不參加的話,就要有形的或者無形的扣一個帽子,叫做“白專道路”。

              朱虹:這個白呢就是資產階級的白色,你想白俄、白軍,蘇俄戰爭是吧,這個是挺,是一個比較嚴重的,這個帽子是比較大的。

              解說:反右之后,文研所掀起了“拔白旗”運動,當時對三面白旗的批判,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因鄭振鐸因公遇難而作罷,錢鐘書的《宋詩選註》以海外學界的不同評價而中斷,只有楊絳這面白旗被“連跟拔下,還撕得粉碎”。雙反運動最終落下帷幕,但是曾師從于錢鐘書門下,卻負責撰寫了批判楊絳的材料的楊耀民卻始終沒有走出愧對師長的陰影。

              朱虹:他就說這件事情我真對不起楊先生,完了他就告訴我了,他那時候是新黨員,他說就是誰誰誰,就是一個黨委,負責領導團支部的黨委委員,他說那個人有點看不上他,那個是一個老干部,他是基督徒,解放之后就愿意跟著黨走是吧,就入黨。但是可能對這個有點看不上,就指定他寫這個,指定他寫,好像是一個考驗似的,他就是很不情愿的。

              解說:文革中,這個曾經批判楊絳的文章是“資產階級思想又抬頭”的楊耀民自殺身亡,至死也沒有勇氣當面向兩位先生致歉。

              朱虹:我一直想把這件事情告訴楊先生,就是說這個人就希望楊先生能夠原諒他,我可能是寫過信,好像我記得楊先生覺得根本就不當回事情了,都是過去的事情了,沒有怪罪他。

              解說:雙反過后,周揚認為拔錯了楊絳這面白旗,熱情鼓勵楊絳繼續翻譯寫作,從《小癩子》到《吉爾·布拉斯》再到《堂吉訶德》,盡管楊絳被認為“下筆即錯”,但她的譯作卻領先于當時翻譯界的主流觀念。

              朱虹:因為別人翻譯可以,就是論名家,我想翻譯這個名家,她這個翻譯本身就是帶研究性的,等于是服務于她的學術觀點。她不是僅僅是看這個作家,是一個空白,她要光是,她的文字那么好,她要光翻作家,她哪個作家她都可以翻譯,但是她是有選擇,她是在這個體裁的范圍內。

              羅新璋(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員):她翻的三部小說,中篇和唱片,實際上都是流浪漢小說,流浪漢小說,漢是男子,所以啊,楊先生作為一個女翻譯家,翻譯流浪漢小說,我覺得這個是很值得研究。

              解說:此時的錢鐘書剛剛結束毛選英譯的工作,那個年代翻譯毛選在眾人眼中是高不可攀的美差,但當老相識們來錢家道賀時,錢鐘書卻惶恐地對楊絳說這件事不好做的,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整個毛選的翻譯過程經常返工,而錢鐘書的翻譯不僅效率高,做事快,而且總有押韻巧妙,令人叫絕之處。

              許淵沖:“吃一塹長一智”這是他翻的,這個因為我查了金岳霖的文章,金岳霖說當時由他翻,他翻不出來,他問錢鐘書,錢鐘書翻出來了,金岳霖說好的不得了,這就是體現了錢先生那個,化平凡為不平凡。

              解說:一次在翻譯中發現有段文字,說孫悟空鉆進龐然大物牛魔王肚里去了,覺得不對。熟讀《西游記》的錢鐘書堅持說,“孫猴兒從來未鉆入牛魔王腹中”。

              薛鴻時:匯報到胡喬木那,就把所有的各種主要的版本都拿來都看,錢鐘書說的對了,就改吧,在毛澤東選集上改一改。我就很懷疑,那是1942年的社論,這個好像小朋友看過《西游記》的也很多很多,誰都知道的嘛,不是牛魔王是鐵扇公主,為什么一直要留到錢鐘書來開口來糾正呢?當時就是說,我認為當時就是已經把毛(主席)好像碰不得的。

              解說:錢鐘書說“人謂我狂,不知我之實狷”,楊絳也說“錢鐘書只是博學、自信,并不驕傲”。但讓人感到意外的是,兩位都“嗜書如命”的文史大家,家里卻藏書不多。

              薛鴻時:他說書非借不能讀也,就是借,借來就還,借了記筆記再還,而且他送給我們,人家他出的書或者是人家送給他的書,他覺得哪個學科誰有用的,他就送給誰,就是我們這一代人,好多好多人就得到他很多饋贈的書。

              胡真才(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審):我經??催@個楊絳所看的書呢,都是這個之前吧,比如說上世紀初,或者跟她同時代相關的人寫的書,或者說寫那些人的書,我們平常所見到的,大家看的書,她那兒好像見不著。

              解說:精通英、法、西班牙文的楊絳,熱愛閱讀中西方古勝賢哲的書籍,這些書不僅為她的翻譯和文學創作,提供源源不斷地靈感和想象力,也成為她晚年心有所歸的伴侶,而她也很愿意將自己的讀書心得,與清華眾多的“小友”們分享。

              楊絳:外語呢不過是一個工具,那么有種種用處,比如你們做外交工作,推出去的外語人才,現在你們單單學外語呢,后面還要學的東西多著、多著呢。那么這個是一個鑰匙,我就覺得錢鐘書跟我不一樣,他什么事情判斷很快,一挑就挑出來,因為他底子好啊,他看的書多,你們讀書讀的多了,這是好的,這是壞的,一眼就看出來了。

              解說:1951年5月全國批判電影《武訓傳》前夕,文藝創作的壓力還不算大,但老一輩文人學者長篇累牘的自我檢討,特別是錢鐘書的同學友曹禺,要把自己過去的作品,全部“煮”一遍的沉痛宣告,已令人噤若寒蟬,此時剛剛發表了《小陽春》的楊絳,正值創作的鼎盛時期,心中醞釀已久的題材等待落筆,但是楊絳此時卻和錢鐘書一樣選擇了封筆。解放后的十七年中,她沒有再進行文學創作,披上了“隱身衣”。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群眾運動的高漲,把已經“隱身”多年的楊絳揪了出來。

              朱虹:突然就是把楊絳揪出來,就把楊絳就給揪到臺上了,然后事先都準備好一個白帽子,都給她戴上了,然后呢我就看到了錢先生馬上就起身呢,就離開那個會場了。因為他也沒有能力去起來去抗議,或者去保護他的妻子,但是他不能看著他的妻子那樣受侮辱,他不能保護,但是他不能跟著站著看,他看的話不等于是參與了嘛。

              解說:因為不服革命群眾貼出的一張錢鐘書的大字報,已經是“牛鬼蛇神”的楊絳,在大字報下邊貼了一張小字報辯誣,正是這一舉動卻觸怒了不明真相的革命群眾,她立刻被揪到千人大會上。

              葉廷芳:都叫到這個臺上,叫他們站在那里,接受大家的批判,那么有人就質問這個楊絳先生,你為什么要為錢鐘書這個反動權威翻案。這個時候我就看到,楊先生她就跺著腳,兩個臉脹得緋紅,通紅,“就是不符合事實,就是不符合事實”,她沒有別的話可說,就一再的跺著腳,完全是抗議的一種聲音。

              解說:批斗的聲浪剛剛變小,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全國又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清查所謂“五一六”運動,社科院的知識分子也在這一時期,開始分批被下放干校,這個后來不了了之的運動,在當時的參與者看來,卻仿佛是一場永不會醒的惡夢。

              葉廷芳:有些人在下干校以前,把所有的書都賣掉了,家具什么都賣了,就是下去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回來,確實我們下去一共是待了兩年,但是沒有林彪那個事件的話,也不知道待到什么時候。

              解說:當時學部所有人只要點了名,就要立刻跟隨隊伍下放,已年逾七旬的俞平伯和夫人,也“像學齡兒童那樣排著隊伍,遠赴干校上學”。而再過幾天就要過六十歲生日的錢鐘書,也成為下干校的先遣隊員,在他出發前的一個星期,強忍住離愁別恨的楊絳,竭盡全力的為丈夫準備行裝。

              朱虹:因為錢先生先走,文學所先走,她很不放心,她給錢先生有一條褲子補,后來錢先生就說都不用帶椅墊坐了,補得那么厚,兩個圈。

              解說:1970年7月12日將近60歲的楊絳也下了干校,屬菜園班,有時隨大隊到麥田或豆田除草,楊絳說自己在干校時閑得慚愧,但也閑得無可奈何,雖然沒有十八般武藝,也大有魯智深在五臺山禪院做和尚之慨。

              葉廷芳:我們三個人每個人都有個馬扎,那么楊先生就利用我們的馬扎坐在那里,再有個墊的,硬的東西墊在膝蓋上,經??匆娫谀莾簩憱|西,那邊寫東西。

              解說:而專職通信員的錢鐘書,也經常借到郵電所去領取報紙、信件的機會,繞道來菜園停留片刻,隔溪與妻子交談。

              葉廷芳:我們經??吹藉X先生來的時候,錢先生還沒坐下來,楊先生就把她那個寫的東西遞上去,遞上去之后錢先生就看了看,看完以后再找個馬扎坐下,這樣兩個人在那里就聊天,有的時候有說有笑,有的時候也是很嚴肅,就這樣在那兒聊天。

              解說:菜園相會的老夫婦,在楊絳看來遠勝于舊小說戲劇里后花園私相約會的情人,但很少有人知道,眼前這對親切平和,彼此感情深厚的夫妻,內心剛經受過一場巨痛?!陡尚A洝分断路庞泟e》中,楊絳記下,上次送默存走,有我和阿圓還有得一,這次送我走,只剩下阿圓一人,得一已于一月前自殺去世”。寥寥數筆卻難掩一番變故過后,母親惋惜女婿,心疼女兒的酸楚之情。

              解說:1972年3月作為第二批“老弱病殘”遣送回京的,錢鐘書和楊絳回到北京,寄居在學部的一間辦公室。

              葉廷芳:兩個人一個人一個行軍床,我講那么窄的行軍床,我講你們方便嗎?他們可以,可以了,將就了。然后床前放了一個四方的,既是寫字臺又是飯桌。

              解說:無論是文革初期的揪斗,中期的下放干校,還是末期的流亡歲月,幸運的是錢鐘書和楊絳身邊總有一群好心人,不僅敬重他們,而且關懷愛護備至。1976年10月6日下午,“四人幫”倒臺,一時間控訴“文革”的哭喊聲鋪天蓋地。而歷盡十年浩劫,失去多位親人的楊絳卻平靜地記下,烏云蔽天的歲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記憶力不易磨滅的,倒是那一道含蘊著光和熱的金邊。

              薛鴻時:那個兇神惡煞批判她的小青年,她看到的不是說“披著羊皮的狼”,而是“披著狼皮的羊”都是善良的,她是堅信“性善論”的,她認為大多數人都是性善的。

              解說:在眾人心目中楊絳是高不可攀的名門淑媛,是一代鴻儒錢鐘書的夫人,但在現實生活中,楊絳非但不清高自傲,反而“最能和群眾打成一片”,時常盡己所能幫助身邊的人。

              朱虹:她經濟上還有資助,唐山大地震啊,我們兩個孩子就想送到湖南去嘛,因為大家都住在帳篷挺不方便的,可是沒有路費呀,她一知道這個事,她就不問,她就塞給你幾百塊錢,就這樣子,而且絕對不要你還。

              解說:1978年6月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和王后來華訪問,鄧小平將《堂吉訶德》中譯本作為國禮贈送給貴賓,并在國宴上將譯者楊絳,介紹給西班牙國王和王后。鄧小平問楊絳《堂吉訶德》是什么時候翻譯的?楊絳只答今年出版的,而為了這本譯著傾注的將近20年的心血卻略而不談。事實上《堂吉訶德》的翻譯始于1958年為了忠實于原作,已經47歲的她開始學習西班牙語。

              胡真才:她大概從1962年、1963年就開始譯,譯到1966年就是已經譯了,《堂吉訶德》不是上下冊嘛,上冊都譯完了,下冊大概譯了三分之一吧,結果文革一爆發就不能再譯了。不光不能譯,這個稿子還給沒收了,沒收以后呢,就一直沒有下落,讓她們打掃廁所、收拾屋子,她有一次在打掃一個很臟的屋子,無意中在這個屋子里邊發現了自己的譯稿。

              解說:楊絳說她當時“好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兒女”,但直到她下干校之前,才最終和這個“兒女”團聚。因中斷多年,她得重新從頭再譯。

              胡真才:因為一擱,擱了多少年,等于擱了三、四年或者七、八年,再接著譯吧,就覺得接不上氣兒了。因為譯東西必須從上到下一氣貫通。

              解說:1978年3月《堂吉訶德》終于出版,錢鐘書題寫了書簽,5月末西班牙國王和王后訪華的先遣隊到達中國時,正巧遇上北京書店門前讀者排著常常的隊伍購買剛出版的《堂吉訶德》中譯本的盛況。為了表彰楊絳翻譯西班牙名著《堂吉訶德》和《小癩子》的貢獻,西班牙駐華大使代表國王卡洛斯一世,授予楊絳“智慧國王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勛章”。

              解說:2003年《我們仨》在大陸和港臺同期印行,楊絳在書的扉頁上寫下,“我一個人思念我們仨”的字樣,所有讀過此書的人無不被這個學者家庭,相守相助,相聚相失的故事所打動,但是很少人知道,楊絳寫《我們仨》是因為想念女兒,楊絳曾對病中的錢鐘書說,我要寫一個女兒,叫她陪著我。當時已經不能交談的錢鐘書,點頭表示同意。1937年5月19日,當錢鐘書從護士手中抱過出生的女兒,他看了又看高興地說,“這是我的女兒,我喜歡的”。

              薛鴻時:楊先生說錢先生有一股癡氣嘛,很癡,就是他很專一,他很愛自己的女兒,就覺得我假如再要有一個孩子的話,我要分掉對她的愛了,所以我不要,有她夠了,足夠了。

              解說: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錢瑗隨父母來到北京,她無比快樂的發現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便是水木清華,當時她只有十五、六歲,卻已經開始囫圇吞棗似的飽覽楊絳書桌上的各種外文書籍,楊絳對此也“絕對放任”。楊絳說鐘書是我們的老師,我和阿瑗都是好學生,雖然近在咫尺,我們如有問題問一聲就能解決,可是我們絕不打擾他。

              許淵沖:有一次錢瑗遇到一個問題,去問父親,這個問題怎么解答,錢先生不是直接告訴她,你這個問題你去查字典,自己查字典,她經過自己不斷查,查了第五本字典果然查到了,這個時候她非常感謝父親,父親這樣嚴格的態度,使得她懂得什么叫“做學問”。

              解說:1978年從俄語教師改習英語專業的錢瑗,參加了我國粉碎“四人幫”后的第一批公派出國考試,以出色的成績通過考試,赴英深造。兩年后,學成歸國的錢瑗,在北師大開設“英語文體學”,善于想辦法的錢瑗,不愿照本宣科教授“死”知識,形象生動地把抽象得近乎生澀的知識,講解得生動有趣。

              王薔(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我就發現她特別喜歡用大的那種大的圖,那時候她,她家先生是搞什么設計的,所以就有很多設計圖紙,那時候也沒有那么大的紙,她就把那個她先生那種設計的圖紙,背面白色的,就用彩色的那種,黑色的那種筆,炭水筆寫成公式,畫成各種各樣的圖,疊著帶過來。然后上課的時候給學生掛到黑板上看。

              解說:在學生的贊揚、同行的好評,成功的教學成績背后,錢瑗卻有著常人不及的勤奮刻苦。楊絳說錢瑗每天一早挎個大包去趕車,緊張得一支腳穿黃鞋一支腳穿黑鞋都沒發覺,回到家電話也多,有時答問,一談就是幾十分鐘還常出差。楊絳心疼女兒問“能不能偷點懶”,錢瑗搖搖頭。1995年春夏錢瑗開始咳嗽,當年秋冬忽然腰疼加劇,起不了床,此時錢瑗盡管站立行走都已困難,當司機和她的博士生陪送她住進胸科醫院,臨走時還輕松地對媽媽說“媽媽等著我,我很快就回來”。

              王薔:當時在她的病房里有電話,所以她可以給媽媽和爸爸打電話,說他們家的那個方言,我聽不懂,我一點都聽不懂,但是我聽著他們嘻嘻哈哈說得很輕松,然后在電話里笑笑的,就是很放松地跟她媽媽聊天。然后呢我就問,掛了電話我就問“聊什么了”,她說聊做菜,做什么菜,做豆腐怎么做,怎么做著好吃,就聊烹飪上的一些個話題。挺輕松的。

              解說:楊絳說一九九六年十月間,錢瑗記起媽媽曾說要記一篇《我們仨》,便要求把這個題目讓給她,當楊絳答應后,盡管錢瑗當時仰臥寫字很困難,她卻樂于以此自遣,十一月醫院報病危,她還在愛惜光陰。忍受病苦的錢瑗,此時最需要家人無微不至的呵護關懷,但是她卻從不要楊絳來看望,反而擔心醫院路途太遠讓媽媽勞累。

              薛鴻時:(那時候)錢先生重病在北京醫院,錢瑗是在海淀那邊,很老遠的地方的一個醫院,兩個還沒在一起,楊先生是又伺候錢先生,心里頭就想著女兒。開始的時候她也不知道女兒會不治嘛,最后看她的時候說慘極了,就是心里都很明白,媽媽看著女兒,女兒看著媽媽,一句話都沒有。

              解說:錢瑗報病危八天后,身在北京醫院的錢鐘書,忽對楊絳背后大聲叫“阿圓”七八聲,然后對楊絳說“叫小王送阿圓轉去”。楊絳問去哪里,錢鐘書答“叫她回自己的家里去”。1997年3月3日楊絳看望女兒,兩人手拉手楊絳只說“安心睡覺,我和爸爸都祝你睡好”。

              王薔:醫院也給一些通知嘛,然后呢,就跟楊先生后來也討論,就是應該怎么,就辦這個后事的問題,她就說不留骨灰也不辦。她當時很,當時她好像連猶豫都沒有猶豫,當時她立刻就說不辦,什么儀式都不要。

              解說:1997年3月4日下午錢瑗在安睡中去世,8日火化,錢鐘書和楊絳沒有參加遺體告別儀式,錢瑗生前有言不留骨灰,但北師大外語系的師生舍不得錢瑗,還是將她的骨灰帶回校園,埋在文史樓西側她每天走過的一棵雪松下。在錢瑗去世百日后楊絳到距離這棵雪松有一段距離,錢瑗曾工作的教學樓邊上,遙遙地望了望這棵樹,楊絳套用蘇東坡悼亡詞“從此老母斷腸處,明月下,長青樹”,她說我肯定圓圓不在樹下,看了樹只叫我痛失圓圓。女兒和丈夫相繼離去,對于楊絳來說是失去了生命的一部分,面對這無法承受,無法撫平的傷痛,楊絳卻選擇了一件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翻譯了先前并不通曉的,用古希臘文寫作的伯拉圖的《斐多篇》。

              葉廷芳:她覺得這個跟他們一家三扣,平時那些談話,都能互相引得起共鳴,這個跟他們對這些,對世界真理的認識和追求,那種態度都能夠引起她的共鳴,因此她特別喜歡這個《斐多》,就把它譯出來了。

              解說:2000年當中譯本《斐多》一經出版,便被廣大讀者稱頌為,“迄今為止最感人至深的哲學譯本”。2002年楊絳又將對女兒的思念,化作了一本《我們仨》在點點滴滴的往事中,楊絳與錢鐘書和女兒阿圓又聚了聚,在她溫潤細膩的筆下,女兒活了,又與媽媽能夠相依相偎。而2004年經過楊絳反復修改校訂,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8冊裝的楊絳文集。筆耕不錯的楊絳曾說,我們不論在多么艱苦的境地,從不停頓的是讀書和工作,因為這也是我們的樂趣。

              楊絳:現在我越活越老了,越多老越覺得母校的這個校訓八個字呢,意義深長,很有意義。自強不息,從我們自身做起,努力學習,求知識,學本領。然后,底下呢厚德載物呢,是一個道德的標志,就是說我們努力求知識,學本領,然后是,是為了誰呢?為的是什么呢?這是值得我們深思,值得我們牢牢記在身上的。

              陳曉楠:十多年來,在那張錢鐘書曾經伏案工作的大寫字臺上,除了翻譯和寫作,楊絳堅韌地完成了整理錢鐘書學術遺物的工作,除了2003年出版的3卷《容安館札記》,今年剛剛出版的20卷《中文筆記》,還有178冊外文筆記等待整理出版,難以想象一個老人居然能扛下如此超負荷的重擔。如今年屆百壽的楊絳,仍然天天讀書筆耕不輟,她微笑著,倔強著,用讀書、翻譯和寫作來告慰“給予過,贈與過和已經離開了的”靈魂伴侶。

              感謝各位收看《我的中國心》下周見。

              我的“向上之氣”來自信仰,對文化的信仰,對人性的信賴??傊?,有信念,就像老百姓說的:有念想。

            ——楊絳

            (責任編輯: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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