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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葡萄酒產業:醉臥樓蘭喚不醒 居延巷陌酒旗風

時間:2018-08-30 18:50來源:大西北網-科技鑫報 作者:記者孫雅彬 點擊: 載入中...

    醉臥樓蘭喚不醒   居延巷陌酒旗風

——-甘肅河西走廊萄葡酒(現狀)發展述評之四


 


 

 

    古代中國的葡萄酒歷史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


    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王翰《涼州詞》


    葡萄酒對于中國人來說,到底是本土起源還是舶來品?一直富有爭議。因此,《詩經七月》就提到:“六月食郁(yù)及薁(yù)”.薁就是蘡(yīng)薁,按李時珍《本草綱目》的說法,是一種野葡萄。1980年在河南省發掘的一個商代后期的古墓中, 也發現了一個密閉的銅卣(yǒu),后經北京大學化學系分析,銅卣中的酒類殘渣含有葡萄的成分。


    其實從植物分類學上說,葡萄屬于葡萄科葡萄屬葡萄亞屬,葡萄亞屬(或者被稱為“真葡萄亞屬”)又被分為三個種群: 歐洲種群、亞洲種群和美洲種群,其中亞洲種群主要分布在中國??梢酝茢?,作為一種植物,葡萄在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比如地質化石研究表明,山東省臨朐縣在2600 萬年前就有秋葡萄(亞洲種群的一個種)的存在。


    但是,我們習慣上談論的葡萄,或者商業栽培的絕大部分葡萄,卻是歐洲種群葡萄在歷經冰川時代之后,唯一的遺存--歐洲葡萄。葡萄酒所使用的專用葡萄品種--“釀酒葡萄”絕大多數屬于這個種。


    因此,嚴格意義上講,葡萄酒對于中國人來說是舶來品。葡萄和葡萄酒引入要歸功于鑿通西域、開辟絲綢之路的張騫, 以及他身后的那個贏得了漢匈戰爭勝利的大漢帝國。


    司馬遷的《史記》中記載了漢朝學習種植葡萄、釀造葡萄酒的過程,但沒有漢朝人自己大規模釀造葡萄酒的確切記載。兩漢時期的葡萄酒異常昂貴?!独m漢書》里說了這樣一個和葡萄酒有關的故事:扶風孟佗以葡萄酒一斛遺張讓,即以為涼州刺史。孟佗是三國時期新城太守孟達的父親,張讓是漢靈帝時權重一時、善刮民財的大宦官,位列十常侍之首。孟佗仕途不通,就傾其家財結交張讓的家奴和身邊的人,并直接送給張讓一斛葡萄酒,以酒買官,購得了涼州刺史一職。漢朝的一斛為十斗, 一斗為十升,一升約合現在的200毫升,故一斛葡萄酒就是現在的20升。也就是說,孟佗拿26瓶葡萄酒換得涼州刺史之職! 可見當時葡萄酒身價之高。

 

 


    曹丕也十分喜愛葡萄酒,寫下了“中國珍果甚多,且復為說蒲萄。當其朱夏涉秋,尚有余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飴, 酸而不脆,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渴。又釀以為酒,甘于鞠蘗,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況親食之邪。他方之果,寧有匹之者”的文字。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陸機、庾信都有引葡萄酒的詩句,只是我們不知道他們喝的葡萄酒產地在那里。


    《吐魯番出土文書》(現代根據出土文書匯編而成的)中有不少史料記載了公元4-8世紀期間吐魯番地區葡萄園種植,經營,租讓及葡萄酒買賣的情況。


    中國內地的葡萄酒工藝在唐朝開始大規模的出現,并且也是借助一場戰爭的勝利。公元640年,唐太宗發動了對高昌國的進攻。高昌國是西域小國之一,626 年李世民即位時高昌國王鞠文泰還親自赴長安祝賀。隨著唐朝的強大,鞠文泰也改變了態度,和同樣是佛教狂熱信徒的西突厥結成了同盟,一同對抗在西域進行擴張的唐王朝。李世民的對策是派出侯君集和薛萬徹統兵的豪華陣容討伐高昌。侯君集是瓦崗軍宿將,還是李靖的高徒。薛萬徹是隋末名將薛世雄的兒子,也是出名的猛將。隨侯君集和薛萬徹出兵還有阿史那杜爾這樣熟悉西域地理和社會現狀的突厥貴族,李世民的用人可謂面面俱到。鞠文泰卻自信自己的國家和唐朝遠隔七千余里,中間還有兩千多里的沙漠屏障,唐軍總兵力過多則無法籌集糧草,唐軍兵力不超過3 萬則高昌自己就能對付,因此在開戰之初并不畏懼唐朝。

 



 


    唐軍進展迅速,很快到達高昌國附近。唐軍驚人的進軍速度讓鞠文泰產出生了神兵天降的感覺,鞠文泰在驚恐之中去世。鞠文泰的兒子鞠智盛匆忙繼承了王位,面對唐軍的進攻也不知所措。西突厥派往高昌的防御部隊也不戰而逃,這更加降低了守軍的士氣。侯君集的部下像展示攻城設備一樣在短時間內就打下了高昌國二十二座城市,高昌國從此滅亡。唐太宗把高昌的土地當成了西域都護府的基地,也從高昌國獲得了馬乳葡萄種和葡萄酒釀造法。李世民不僅在皇宮御苑里大種葡萄,還親自參與葡萄酒的釀制。此后唐朝的葡萄酒大流行在唐朝人的詩歌中就可以看到,李白寫過“鸕鶿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遙看漢江鴨頭綠,恰以蒲萄初酦醅。此江若變作春酒,壘曲便筑糟丘臺”,白居易更寫過“羌管吹楊柳,燕姬酌蒲萄”,更不用說膾炙人口的王翰的《涼州詞》:“葡萄美酒夜光杯”.


    兩宋時期,葡萄酒依舊是蘇東坡等人詩詞中常見的宴飲物品,到了兩宋末年經過戰亂,真正的葡萄酒釀酒法在中原差不多已失傳。除了從西域運來的葡萄酒外,中國人自釀的葡萄酒,大體上都是按《北山酒經》上的葡萄與米混合后加曲的“蒲萄酒法”釀制的,味道也不好。

 



 


    元代人因為跟西域交往緊密,所以釀葡萄酒使用了多種工藝。比如元代官方采用西方的釀酒方法,即攪拌、踩打、自然發酵。在元代,葡萄酒第一次上升為“國飲”, 與馬奶酒一同被皇室列為國事用酒,元朝的制度還規定在太廟祭祀自己先祖時必須使用葡萄酒,這可能是中國葡萄酒歷史上的最高地位了。


    元朝的葡萄酒在民間也很普及,內地的產量很大,民間百姓多能自釀。大都居民甚至把葡萄酒當作生活必需品,“銀甕葡萄盡日傾”.元代統治者對葡萄酒也持鼓勵政策,他們給糧食酒的稅收標準是百分之二十五,葡萄酒則是百分之六,原因就在于葡萄酒不占用寶貴的糧食儲備。元朝除了河西與隴右地區(即今寧夏、甘肅的河西走廊地區,并包括青海以東地區和新疆以東地區和新疆東部)大面積種植葡萄外,北方的山西、河南等地也是葡萄和葡萄酒的重要產地。元朝政府檢驗葡萄酒的方法也很特殊,每年農歷八月,將各地官釀的葡萄酒取樣“至太行山辨其真偽。真者下水即流,偽者得水即冰凍矣。”

 



 


    元代飲葡萄酒的潮流甚至流傳到明朝,當時生產葡萄酒主要分兩類:原釀葡萄酒和葡萄蒸餾酒。原釀葡萄酒是采取中國釀酒的傳統習慣,使用酒曲發酵工藝,在葡萄漿中加入酒曲,催使其發酵成熟。葡萄蒸餾酒采取的是蒸餾工藝,提取酒精度更高的蒸餾葡萄酒。


    到了清代,因為滿族人不喝葡萄酒, 因此歷經元明兩朝的葡萄酒高峰到清朝就被終結。以至于現在都沒有保留任何遺跡,甚至包括釀造方式也失傳了。當然,在古代,中國大部分地區的環境并不是適合葡萄的生產和葡萄酒的釀造,所以葡萄酒沒有成為中國的國民飲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據《舌尖上的戰爭:食物、戰爭、歷史的奇妙聯系》

 



 

 

    1915,中國葡萄酒走向世界


    1915年美國舊金山可謂是熱鬧非凡。為了慶祝巴拿馬運河開通而舉辦的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商品博覽會在這里舉行。博覽會上來自各個國家的商品琳瑯滿目,幾乎各個展臺前都擠滿了觀展的人,唯獨中國展臺前無人問津。率領中國代表團的是一位年過古稀的老人,他就是御封為“光祿大夫”的紅頂商人張弼士。


    這次張弼士帶來的是自己公司釀制的四種葡萄酒“可雅白蘭地”“紅葡萄”“雷司令”和“味美思”.可在當時法國葡萄酒譽滿世界的年代有誰會去注意一個“弱國”釀造的葡萄酒。面對冷冷清清的展臺,張弼士決定主動出擊。他拿起一瓶可雅白蘭地向法國人莫納走去。莫納出生于釀酒世家,自己也是一位品酒高手。張弼士為莫納斟上了一杯可雅白蘭地,這位法國品酒師晃蕩了一番杯中的酒,酒色金黃透明,酒質醇厚,泯上一口頓感滿口幽香。莫納驚訝之余趕忙詢問酒的產地,張弼士悠然一笑,吐出四字“中國煙臺”.


    中國出了美酒的消息頓時在整個會場上傳開,一時間人人都爭相前來品嘗這不可思議的美酒。這次展覽會上張弼士的“張裕葡萄釀酒公司”送展的“可雅白蘭地”“紅葡萄”“雷司令”“瓊瑤漿”(味美思)一舉榮獲最優等獎和4枚金質獎章,“可雅白蘭地”因此而被命名為“金獎白蘭地”,成為馳名世界的名牌。這是中國商品首次在國際上獲得的殊榮。

 



 


    ■酒會上的決定


    張裕葡萄釀酒公司可謂是中國葡萄酒釀造業的開端,1890年,張弼士已是一位名滿南洋的華僑巨商。有一次他參加印尼巴城法國領事舉辦的酒宴,席間,人們對所飲法國三星斧頭牌白蘭地大為贊賞,法國領事為此大談酒經,并對張弼士說,此酒用法國波爾多地區盛產的葡萄釀造,如用中國山東煙臺所產的葡萄釀造,酒質毫不遜色。張弼士問其為何所知,法國領事猶豫片刻后告之,當年八國聯軍入侵中國時,他也是其中一員,法軍駐扎天津附近時,他曾與其他士兵一起,到煙臺采集了大批葡萄回營,用隨軍攜帶的小型壓榨機榨汁釀造葡萄酒,味道香醇,酒質與法國白蘭地相媲美。當時,法國官兵曾議論,瓜分中國領土時,法國要力爭山東,好在煙臺設廠釀酒。張弼士聞后大為震驚,將此事默記于心。


    1891年,張弼士應督辦鐵路大臣盛宣懷之邀,到煙臺商討興辦鐵路事宜。張弼士借此機會對煙臺進行了全面考察,了解到此地靠山面海,氣候濕潤,土質肥美,確是種植葡萄的好地方。當即決定于此投資建廠,定名為“張裕葡萄釀酒公司”.

 




 


    ■三千畝葡萄園


    1892年51歲的張弼士投資近350萬兩白銀,在煙臺買下了兩座近千畝的荒山,開始打造他的葡萄酒業王國。張裕葡萄釀酒公司首任總經理是張弼士的侄子張成卿。張成卿畢業于檳榔嶼一所大學,雖然沒有學過釀酒,但為人精明,知人善用。


    張裕葡萄釀酒公司成立后雇用2000多工人,開辟葡萄種植園五處,從美國買回葡萄種苗,聘請美國園藝專家指導培植。但三年后,只見花繁葉茂,卻無葡萄果實。后再選種栽種,雖有結果,但果如黃豆,而且青硬苦澀,不堪入口,不能釀酒。于是又從國外選購大量葡萄良種,買回智力化肥,聘請土壤專家化驗土質改良土壤,終于獲得成功,而且,還培育出了“紅玫瑰”、“羊乳葡萄”等名貴品種。隨后,在張弼士的授意下張成卿擴大葡萄種植面積達3000余畝,栽種葡萄100多種,25萬余株。這使得張裕成為遠東地區最大的一家葡萄酒公司。為了能釀造出品質醇正的葡萄酒,張裕先后進口了當時最先進的釀酒設備,高薪聘請法、意、德、奧等國的釀酒專家。就連當時奧地利駐煙臺領事拔保,也應邀擔任該公司的釀酒工程師。張裕因此成為中國最早的依靠科學技術釀造葡萄酒的大型企業。


    1895年張裕又得到了北洋大臣李鴻章奏發給公司的執照,并享有免稅三年,專利十五年的特殊待遇。

 




 


    ■亞洲第一大酒窖


    張弼士很早就知道葡萄酒窖藏的重要。張裕成立初期,張弼士就開始為張裕修建一個地下大酒窖。1894年張裕地下大酒窖破土動工,由于煙臺臨海,土層均為沙質,酒窖建成不久就因為嚴重滲水而部分坍塌了。幾年后,總經理張成卿和第一任酒師拔保主持再建大酒窖,他們引進先進的構建方法,鐵梁拱連,鋼磚砌墻,期望能永久使用。誰料地窖里太過潮濕,使鋼鐵部件很快銹蝕,加之天公不作美,連降暴雨,洪水海潮一起灌入,地下酒窖終于支撐不住而再度失敗。兩次重挫終于使張成卿和拔保明白:他們腳下的土地不是維也納。于是精明的拔保開始嘗試用中國人的方法去解決問題。


    第三次窖頂拱連,采用的是具有典型中國特色的石頭發碹方法,墻壁用大塊青石和水泥砌成,這些青石據說采自青州,每塊足有一噸重。重建后的大酒窖總面積達1900多平方米,深7米,雖然比海平面還低1米多,卻不見有滲水的地方。窖內四季恒溫,常年保持在攝氏11度左右,對酒的老熟是難得的環境,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海灘邊的酒窖”,其巧奪天工的建筑成就聲振亞洲。


    張成卿為酒窖的建成可謂是耗盡心血,體力漸漸不支,積勞成疾,每天由工人用小推車送入酒窖工地,親自監督施工進程。最終英年早逝,享年僅42歲。


    ■張裕的“亞洲桶王”


    在修建地下大酒窖的同時,張成卿還通過拔保,從奧地利和意大利購進已加工好的白橡木板材,運至公司后,經外加鋼箍,再行裝嵌,做成橡木酒桶。之后,將橡木桶從地窖門順石階推入窖內,依次排列整齊。其后,張裕耗費了10年以上的時間,約至1908年,自行裝嵌了大小不等的橡木桶約500個,在窖內成行排列橫放,從大桶到小桶共為7種。


    其中最大的橡木桶于1905年在酒窖內制作完成,至今仍保存于煙臺張裕的百年地下大酒窖,桶身長3米,直徑2.6米,可裝酒15噸,被稱為“亞洲桶王”.“桶王”裝的酒,一個20歲的年輕人每天喝一瓶,喝到70多歲也喝不完。經歷了百年時光洗禮的“亞洲桶王”成為張裕百年傳奇的見證者,張裕在1915年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商品博覽會上奪得金獎的可雅白蘭地、瓊瑤漿、紅葡萄、雷司令幾款產品,就出自這只“桶王”.


    ■十八年陳釀


    拔保沒有辜負張弼士、張成卿叔侄兩代的重望,他利用煙臺改良了的優質葡萄和西方先進的釀酒技術,為張裕釀出了品質一流的葡萄酒。在所有人為之歡呼的時候,張弼士卻命令所有的酒不許出廠,它們必須在酒窖內存放10年以后才能上市,張弼士認為,這樣才能保證葡萄酒品質的完美,因此從建廠開始十年內,張裕釀酒公司沒有在市場上賣過一滴酒。直到1914年,張裕才開始在上海正式推銷自己生產的“雙麒麟牌”葡萄酒。此時張裕的第一批葡萄酒已經窖藏了整整18年。在上海的西方人,一開始見到這種酒的時候,根本不相信這是一種醇正的葡萄酒,少數人在品嘗之后,又斷定這不可能是中國人生產的葡萄酒。然而好酒終歸會被世人所認可。張裕葡萄酒在1915年萬國商品博覽會上取得巨大成功不僅證實這一點,更打破了洋酒不可戰勝的神話,將中國的葡萄酒工業推向了一個嶄新的開始。據《知識窗》

 


    考古發現:  距今約3700年河西走廊氣候由濕潤變為干旱


    新華社蘭州8月6日電 現在都知道河西走廊氣候很干旱,但是河西走廊是從什么時候開始變干旱的?考古發掘的木本植物木炭顯示,距今約3700年前后,河西走廊的氣候從溫涼濕潤開始變干旱了。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近日發布河西走廊西城驛遺址考古發掘信息。在歷時8年的發掘中,西城驛遺址出土了大量的木本植物木炭。“這些木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時的環境和氣候變化。”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陳國科博士說,“距今約4000年,河西走廊氣候開始走向干涼,距今3700年后較之前氣候更為干旱。”


    西城驛遺址是一處以從事旱作農業為主、兼有飼養,并進行著冶金等手工業生產的史前聚落址,地處河西走廊中部的張掖境內,范圍為35萬平方米,距今約4100年至3500年。從2010年起,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學等聯合對這個遺址進行了8個年度的發掘。


    從西城驛遺址出土已鑒定的木炭來看,主要有13種木本植物,有檉柳、檉柳屬、沙棘屬、枸杞屬、楊屬、柳屬、榆屬、云杉屬、圓柏屬、沙拐棗屬、蒺藜科等。另外還出土了綿羊、豬、黃牛、狗、鹿、兔、嚙齒動物等動物骨骼。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介紹,云杉屬的存在表明西城驛文化時期氣候溫涼濕潤,說明當時應是相對濕的環境。柳屬多分布在河流兩岸的灘地、低濕地,柳屬的存在,表明遺址周圍有河流。到了四壩文化早期(距今3700至3500年),耐陽且耐寒的楊屬先鋒樹種占較高的比例,暗示該時期氣候進一步干冷,而家養動物牛、羊比例上升和嚙齒類動物常見,進一步佐證了四壩文化時期遺址周圍是以甘涼草原(草地)為主的自然環境。


    陳國科說,距今4100至3500年間,西城驛遺址區域的氣候環境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受距今4000年前后降溫和變干事件的影響,距今4000年以后,中國北方地區向干冷趨勢發展,在河西走廊表現尤為明顯。

 

(責任編輯:張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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